理论心理学之初探

在心理学发展日蔚为可观的同时,其内部学派林立,也使心理学面临着破碎和分裂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心理学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其地位日益得以提高。但是仍不免有很多人对理论心理学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误解,对理论心理学相关内容的梳理显得尤为必要,希望借此促进心理学的健康发展。     

旅游研究中的三种社会心理学视角之比较

旅游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需要从其他学科引入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来推动自身的成熟与发展。旅游感知、态度和行为是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在过去数十年间,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相对剥夺理论是一种二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失衡和疏导机制研究方面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本文通过对旅游研究中的既有社会心理学视角剖析的基础上,分析了相对剥夺的内涵和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现象,进而比较了相对剥夺理论与既有社会心理学理论视角的独特性和互补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相对剥夺理论在旅游地相对剥夺感的表现形式、成因、疏导机制和定量测量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潜力。     

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理论的重新审视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实践是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探索活动。本文力求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论述了马克思等关于农民理论的立足点及其发展,分析了农业集体化道路及其挫折,通过对经典理论的重新审视,进而得出对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探索中职学校旅游专业教学改革思路

在我国旅游业获得较快发展的形势下,旅游业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培养大量的高素质旅游专业人才。然而目前我国旅游专业教学还存在较多的不足,不仅不利于旅游专业的深入发展,还给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因此,旅游专业改革已迫在眉睫。本文将提出目前我国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教学现状及相应的改革措施,希望有效地缓解或者解决旅游专业供需的矛盾问题,也为相关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意义上的理论参考。     

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方向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有了十足的发展。但是不难看到,尤其是近十年,在发展的方向上,学界一直在进行着深入研究。本文综合了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方向上的十数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及相关的观点,从中梳理出两大方向,并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评论,以期提供有益于理论及实际发展上的参考。     

梯度理论综述

作为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梯度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创立以来受到了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其理论基础也得以不断完善和巩固。该理论自20年世纪80年代初引入我国以来,在我国的经济战略制定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其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实践,它也经历了传统(狭义)梯度理论、反梯度理论、广义梯度理论等诸阶段的演变,而每一个理论发展阶段都是对已有理论的重新审视和扬弃。以梯度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为脉络,围绕该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梳理,并对传统(狭义)梯度理论、反梯度理论、广义梯度理论进行了简单评论。     

西方集群和集群政策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者和政策决策者对集群的集群政策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由于现行的集群理论源自西方工业化国家,作为发展中的中国能否和如何吸收运用这些西方理论和研究经验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探讨西方集群研究和集群政策的理论基础,以期能带给中国的相关研究一些有益的启示。本文首先对波特和经合组织两学派的集群概念的起源、发展和着重点进行了回顾。然后分析了集群起源和发展的条件、生命周期、发展机制、空间维度、类型等西方集群研究的要素,阐述了西方工业国家的集群政策概念及相关评判。相对于发达国家丰富的关于技术创新区域的研究而言,针对发展中国家创新系统和集群的理论性及经验性研究则要少得多。所以发展中国家的集群研究及集群政策需要更合适自身实际情况的理论。最后笔者以集群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为例,通过问题的分析、理论的分析和理论的调整三步骤说明新理论发展的可能途径。     

浅论汉代历史理论及特点

汉代历史理论很丰富,可以说有了一些体系。在形式上,不仅体现于史书的序、论、赞以及"寓论断于序事",还有专篇史论、诸子书中的一些相关史论、一些奏疏中的相关史论和政论中的史论,等等;同时,史书的史论在形式上又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在内涵上,不仅对历史中的根本问题作了深入、连续的思考与理论概括,而且还对现实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作了探讨和理性回答。在方法与特点方面,不仅从天地人参合的思维来探究人类历史演变,显示出汉代人宏阔的理论视野;同时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史学形成了通变的分析传统和"为世典式"的致用传统。     

应用翻译之理论建设

近年来,国内应用翻译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涵盖了包括旅游、金融贸易、法律、医药医学等多个领域。较多的实践为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从跨学科多元翻译理论、语料库翻译理论、变通理论的角度提出应用翻译的理论建设问题。     

阈限视角下民宿旅游体验研究——以黄果树旅游区民宿为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日益增加,倾向于通过旅游得到身心放松,旅游行业因此发展得如火如荼,民宿旅游作为旅游行业新业态,同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本文以阈限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为出发点,选取黄果树旅游区民宿旅游体验为例,使用携程网络评价作为文本资料,利用扎根理论,得到相关概念和主范畴。研究表明,民宿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者情感上呈现“向往期待—融入—反馈”的变化,可以理解为是“前阈限—阈限—后阈限”的渐进过程。     

西方近代边疆理论的初步发展

文章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时期，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边疆理论形成的重要前提，重商主义与殖民扩张则是近代边疆理论形成的内在动力。这一时期，传统边疆向近代边疆的转变、国际法的初现也对近代边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

文章主要对传统夷夏观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如果从汉族和边疆民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贡献看,中国疆域的形成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唐以前是汉族起着主导作用,汉、唐的两次大统一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实现的;唐以后则是边疆民族主导着疆域发展的进程,元、清两次大统一都是由边疆民族实现的。传统的夷夏观是导致这种状况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受传统夷夏观的束缚,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往往难以突破人为设置的“夷夏”界限,对边疆地区采取羁縻统治或“不治”,因而阻碍了疆域形成的进程;而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则没有这些束缚,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突破而实现的。     

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达思想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统治对开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夷”;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疆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疆传播封建化的教化作用。章还以封建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治策和对边疆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达思想对边疆治策的广泛影响。     

清代前期巡边制度述论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最早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六月间从东北地区开始了巡边活动。巡边是清政府为保护边境地区安宁而实施的防卫措施,反映了清政府对边境地区控制的加强,同时也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巡边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敷衍塞责、巡查间隔时间过长等,但都不能抹煞其在清朝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Imagining the borderlands: managing (to prolong) conflict in Tibet

The current phase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Tibet began with pro‐independence protests in the late 1980s and saw a significant surge of unrest in 2008. But that unrest was not continuous and for much of the last 25 years was at a low level of intensity. Ye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categorised the situation in Tibet as a ‘life‐and‐death struggle’ against pro‐independence forces 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is paper notes earlier debates in Chinese history about political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borderland peoples, including late imperial era attempts by Chinese officials to forcibly change Tibetan culture that provoked rather than assuaged conflict. It suggests that this happened again in the 1990s when a group of Chinese officials proposed policies that sought directly to change core cultural practices among Tibetans. These policies of selective cultural intervention, unprecedented in the post‐Mao era in Tibet, fuelled long‐term resentment, leading to the violence and unrest of 2008.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policies were inseparabl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interests of the agency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United Front, which had promoted them, to the extent that its status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state bureaucracy depended on it preventing them from being challenged or reversed. It made cultural intervention in Tibet seem normative to the Chinese policy elite by invoking three interlocked imaginings about ways of managing borderland peoples – the perception of perpetual war, Han expertise at borderland management, and latent threat within borderland cultures. That these have led to the prolonging of conflict in Tibet for over a quarter‐century is a reminder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the analysis of ethnic conflict.     

清代学者对于西北史地之研究及其著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史念海先生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十分重视对边疆史料特别是西北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史先生写下了这篇文章,旨在揭示中国疆域沿革的历程,以激发国人的抗日热情。史先生认为: 清代学者十分关注西北史地问题,早在乾嘉时期,即有人致力于西北史地之研究;乾嘉之后,西北边疆多事,探讨西北史地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或整理史地文献,或撰写史地专著,或记述清廷在西北的武功,或记载中俄在西北的界务,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

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主要面向它们辖区的外围地带。北宋长期致力于西北、西部至西南地区的军政管辖,针对这一地区各族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辽朝对东北、北部至西北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所采取的相应对策和措施,历经一、二百年的艰苦经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历来为世人瞩目的宋、辽围绕燕云地区展开争战一节,实际上属于两朝的关系领域,故不以一般边事论之。本文通过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揭示其边功业绩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     

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

本文从“边疆教育”概念的提出、边疆教育政策的内容、边疆教育政策的施行等三个方面对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进了概要探讨。认为“边疆教育”从政策层面上言是在1935年提出的,由此引发了民国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系列变化,并制定了特殊的政策,设置了特殊的管理机构,进而对边疆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Changing histories and ethnicities in a Sámi and Norse borderland

Hedmark County is a large inland district in southeast Norway that represents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ámi settlement area, and a Sámi–Norse borderland. Centred on the municipalities Rendalen and Engerdal,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ong-term cultural and soci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 borderland using theories of ethnicit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Over time,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have used the diverse landscapes, and two periods are highlighted: the Late Neolithic and the Bronze Age (2350–500 BC), and the Iron Age and the Middle Ages (500 BC–AD 1500). The focus is on how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used the landscapes as seen through variation in settlement, subsistence, borders and contact networks with neighbouring and distant re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