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发展

东晋至南朝,杂传与谱系撰述均保持着持续盛行的态势,并未明显呈现波动变化的轨迹;杂传撰述整体上保持着对谱系撰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是杂传撰述的主要参与者,并在杂传撰述中,他们烙上自身重名、尚人物、强调门第的思想印记;门阀士族热衷谱牒撰述,在于谱牒既能迎合士族门阀观念的需要,又能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     

潮汕婚姻旧俗面面观

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特别是唐朝以来,男女婚姻,“俨同贸易”,并有卖婚、换婚等婚姻形式的出现。由于潮汕特殊的地理环境,其婚姻之守旧,“则竟有甚焉,婚姻腐败,痼疾莫疗。”“父母主婚,媒妁之言”盛行。自由恋爱,被视为大逆不道。在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及家庭均是以男人为中心,女人处于从属地位。婚姻讲求门当户对,“门第奁聘之观念日炽”。     

从考古发现看西晋的门阀制度

西晋时士族势力得以发展,士族操控官吏选举过程,形成垄断;皇权一方面依赖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皇权又加强对士族的控制,要求其生前死后都效忠于皇帝,由此形成大臣的陪葬制。士族一般聚族而居,重视亲情和家庭,死后实行家族附葬制。士族为了保持自身优越性,恪守士庶不婚的信条。本文结合考古发现的墓志,从君臣间的陪葬制、家族附葬制、士族内婚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全面反映西晋社会门阀制度的发展。     

过江之鲫

【出处】东晋王朝在江南建立后,北方士族纷纷来到江南,为了描绘这个情景,当时人们流传一句俗语：过江名士多于鲫。     

中古时期的士庶婚姻及"卖婚"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士族不仅世代享有高官厚禄,垄断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大权,而且在经济上也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为了保证这种等级特权的世代延续,士族非常重视保持血统的清纯,在婚姻上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不与庶族通婚成为士族世代恪守的婚姻准则。     

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

河东柳氏是南朝渡江甚晚 ,但却最终跻身一流士族的地方豪族。柳元景凭借显赫战功进入刘宋中央政权是这一家族发迹的基础 ,柳世隆在南齐实现由武入文的转化是其进入高级士族行列的必备条件 ,而柳世隆子侄辈在萧梁的婚宦则是其与王谢等高门甲族并驾齐驱的具体体现。与南朝一般士族不同的是 ,河东柳氏在完成这一转化后 ,依然保持了勇武善战的特长 ,并将这种特长与南朝高门士族独有的高贵文化素质融为一体。这一典型特征使其既不同于因擅长武功受到高门士族压抑排挤的地方豪族 ,也不同于因连续遭受战乱摧折而趋向灭亡的甲族高门 ,因此 ,河东柳氏是南朝历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士族类型。这可能是其在南朝灭亡后 ,依然能够发展成为关中首望的重要原因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杜甫)“赏读《高士传》,最佳陶澎泽。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孟浩然)生活在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在玄言文学盛行的文坛中独辟蹊径,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田园诗派,陶渊明也像中国大部分文人一样欲救苍生,匡社稷,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愿望,但由于东晋时期门阀制度和严重的士族观念,陶渊明在以门第高低来委任官职的乱世中,壮志难酬抱负难展,只能“穷而独善其身”,开始崇尚老庄,既学习道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人生的高洁志趣,又追求超脱世外、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于是走出官场,步入田园。陶渊明的生活经…     

琅琊王氏与六朝文化

陈寅恪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此论十分精辟。然而东晋南朝,北方大乱,人口数迁,且多集中于南方,地域被阻隔,家族又析为家庭,故此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宗教信仰不仅与家族相联系,更应着眼家庭及其成员。六朝门阀兴盛,学术、宗教皆与门第相结合,是士族维持其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视文化的高低以论门第,亦是当时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琅琊王氏为江左第一     

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简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浅析古代满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

婚姻是人类繁衍自己后代的明形式，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早期满族的婚姻形态处处渗透了宗法的色彩和内容，以宗族家族利益为目的，财产作为婚嫁中介，严门第等原则成为制约满族婚姻缔结的宗法性因素；包办婚、收继婚、早婚、一夫多妻等婚姻习俗．反映了宗法的族权、父权、夫权在满族家庭婚姻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体现了浓厚的宗法性。     

琅琊王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从墓志和文献记载来看,高门士族固守南北不婚的传统原则,固守自己的郡望,而远离南方土著社会,又由于居住地和葬地都没有固定在侨郡县中,因此,不但不能对侨居地产生情感的认同,而且也不能与侨郡县中的乡族势力结合,使之成为支持力量,是造成其在东晋后期以后逐渐失去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国外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谱牒

谱牒,亦即族谱,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关于氏族世系的记述。最早出现于周朝,春秋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朝,大姓豪族（称为士族）凭借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建立了等级森严的门阀统治,修撰族谱即成为其突出抬高自身身份等级,借以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手段。唐朝以后,虽实行了科举制度,打破士族的垄断,但士族“高门”仍可应试,无碍其门第的维系,而出身“寒门”（称为庶族）者一旦中举为官,即成为新起士族,也就修撰族谱以示荣显。朝廷还曾专设机构以司谱牒之事。“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乃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宋郑樵著《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     

从“刚明清肃”到“雅好清言”——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之门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海王氏家族原本出自寒门小族,门第低微。王猛以其英豪之才,辅佐前秦苻坚,推进胡汉融合,彪炳史册,奠定了其家族发迹的基础。王猛孙辈入仕北魏,至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实施族姓制度,王猛曾孙辈挤入北朝新兴士族的行列,北朝后期,已成为世所公认的好门户。随着其家族门第的不断上升,北海王氏的家学门风也日趋雅化。王猛思想驳杂,从政明刑峻法,兼综儒术与道术,崇尚实务,表现出非儒学世族的色彩。北魏中期以后,北海王氏人物多儒缓不断,其经国济世的心态与能力比之祖辈明显下降。北朝后期的王氏名士深受南朝玄化风尚的影响,崇尚清谈和文学,行为疏诞,成为当时玄化名士群体的代表。在家族内部,王氏人物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尤重孝友,擅长朝仪,以此维持其家族门望。     

新出唐邠宁节度使张公(献甫)妻崔氏墓志考释

《唐邠宁节度使张公(献甫)妻崔氏墓志》记述了志主崔氏的家族世系,和已出土的其祖、其父母等其他崔氏人物墓志,构成了一个趋于完整的链条,对研究清河崔氏以经学和儒学为主的家传文化,崔氏与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陇西李氏等士族大姓世代为婚的婚姻集团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

明清徽州社会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区域社会,盛行"仁让之风"、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婚姻门第是其中主要的几种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清徽州家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可低估。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家谱宣扬了"仁让"之风,通过家谱保持血缘纯洁性,也利用家谱维持婚姻的门第等级。     

夏侯玄论——兼论魏晋之际谯郡夏侯氏门风之变化及其门第之上升

夏侯玄是正始、嘉平年间亲曹氏名士群体的主要代表,他提出了一系列代表曹爽集团政治改革的理论主张,建议并直接指挥了意在提高曹爽声望的伐蜀之役,受到司马氏父子的嫉恨。在玄学思想活动中,早在太和年间他便参与“浮华交会”,与荀粲等交往,颇具玄学修养。特别是他利用其地位,组织、协调玄谈,成为一时“宗主”。他虽习玄,但依然谨守礼法,儒玄并综,“情礼兼到”,引领魏晋以降之士风,成为一代楷模。对其家族而言,其名士化标志着夏侯氏门风逐渐尚文,门第逐渐士族化。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逐渐远离乡村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

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王连儒永嘉初年,在谢鲲避地豫章,出任王敦长史以前,陈郡阳夏的谢氏家族,似乎并不被人所知。因此,永嘉之乱后,谢鲲率族人辟易江左,无论是与侨姓士族还是江南土著大姓相比,都不堪为人称说。目前,我们见之于史书的有关谢氏家族的材料,自谢鲲、...     

士族社会史研究范式重建及其理论意义

<正>一、士族社会史研究的"边缘化"在士族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士族政治"一直是处于"显学"地位的研究课题。时至今日,虽然士族研究出现了诸如谱系书写、家族网络等新的研究路径,但依然是在政治史框架下进行的局部更新。士族政治史的研究取向是中古特定文本叙述下的产物,不仅由士族本身参与政治的历史特性决定,同时,士族与政治的互动研究亦可实现学者探寻中古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定诉求。诸如古代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