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与修约决策(1843-1869)

在19世纪40—60年代英国对华商贸扩张与修约决策中,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商贸情报的搜集与更新,配合英国政府将对华商贸扩张从沿海导向内陆。他们对清政府内政情报的刺探,使英国对华认知从商贸范畴扩展到政治领域。情报积累的日渐丰富,加深了英方的对华认知,使其对华交涉跳脱商贸扩张的单一视角,试图在商贸扩张与对华政策的把握上取得某种平衡。通过"情报搜集—认知中国—政策调适"的模式,英方不仅在1868—1869年的修约交涉中实现了商贸扩张与对华决策的平衡,为英国攫取在华利益打下了基础,而且改变过去向清政府一味施压的办法,开始着手在清政府内部培养"代理人",以诱导清政府实现变革,从而服务其在华扩张。     

美国"华人间谍威胁论"的内容、成因和影响分析

论文梳理总结了"华人间谍威胁论"的主要内容,并对其成因和影响展开了分析。近年来,随着中美在科技领域竞争的加强,美国政府关于"华人间谍威胁论"的炒作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为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科学家"回流"参与中国人才吸引计划,引起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华人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及某些华人个体的不当行为,为"华人间谍威胁论"的出现提供了口实。美国"华人间谍威胁论"的本质是,抱持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府以中国为假想敌,通过人为捏造华人"间谍"活动的规模与危害,借以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对华政治策略。然而,美国"华人间谍威胁论"的影响是双向的。美国政府通过加强反"间谍"起诉,收紧留学生签证政策等方式,一方面阻碍制约了中国科技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美国的人才流失。     

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

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情报丰富、流程明晰,表现出很强大的决策能力,因而在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发言权。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华外交理念的差异,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对华决策方面产生了不少矛盾,双方的博弈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1924年到1927年达到了对华"二元外交"的最高峰。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二元外交"的本质是外务省在"宪政常道"的背景下对日本传统军国主义外交的"二元化"。这一特点明确地体现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     

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的运用与中国应对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起伏不断,可谓一波三折。通过分析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我们发现,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除了国家利益外,还有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有强化的迹象。可以说,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发挥着一种特殊而微妙的作用,是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是制约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瓶颈。     

日俄战争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

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日俄战争之后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上,美国政府一方面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出发,支持清廷内亲外的改革派势力袁世凯集团,主张清政府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希望中国秩序稳定、进步,并不急于向中国输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又持敌视或漠视态度,其对贸易投资和利益的追求远远胜于其对稳定和秩序的关注,由此助长中国国内革命,导致清政府的垮台。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反应中存在的这种二律背反现象,既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政府在许多弱小国家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通病。     

司徒雷登的凄惨晚年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至1946年创办并任燕京大学校务长达27年之久,在旧中国的知识界是个颇有名望、受人尊敬的人物。美国政府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1946年7月,司徒雷登以70高龄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在3年的大使生涯中,他忠实地执行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     

"不承认主义"政策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首次使用

中国史学界对美国“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的介绍往往是与“史汀生主义”相提并论的,而事实上“不承认主义”并不等于“史汀生主义”,它的使用范围远远超过了“史汀生主义”的使用范围。更为重要的是,1932年“史汀生主义”的提出,并非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华使用“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早在1915年,美国就在对华问题上使用过“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了。     

美国国会与美国政府对华决策(1949．1～1950．6)

新中国成立前后 ,美国国会深深卷入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当时 ,美国国会要求政府继续给予国民党政权经济、军事援助 ,主张军事保卫台湾 ,反对承认新中国。美国国会议员援蒋反共的行为动机既有传统政治因素的影响 ,也受特殊时代背景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国会在对华决策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但其影响并非支配性的     

隐匿的“暗网”帝国

“十年前美国政府构筑了一个完全匿名化的‘暗网’帝国。暗网曾是情报特工、执法人员和异见人士的重要工具,而如今已成为犯罪的天堂”     

冷战与传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闻处对华宣传中的目标人群与媒介运用

在冷战前期中美对抗的时代，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宣传攻势。这种攻势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中国大陆居民，运用中文媒介“对华宣传”;另一种是运用外文媒介在国际舆论中开展“涉华宣传”。对华宣传的目标人群主要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运用的主要媒介是广播和邮寄印刷品；涉华宣传的目标人群是外国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主要媒介是新闻和出版物。大体上，美国对华和涉华宣传针对的受众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传媒介的选择相应地也是“智识活动”和“知识体验”式活动(广播读书会、时政新闻和书刊、社会纪实小说等),内容多围绕深度时政新闻话题展开。这是美方针对第三世界社会精英一种惯常的宣传技巧，体现了冷战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关联性。     

佐佐木到一在中国的间谍活动

在近代中日关系发展史上,日本陆军"中国通"扮演了特殊角色.尽管不能左右对华政策,但他们搜集的情报却成为日本军部对华决策的重要参考."顾问"头衔是"中国通"们获取情报的惯用外衣,如早期的旧"中国通"主要担任中国北方军阀的顾问;1920年代出现的新"中国通"则以南方的国民党为主要目标.佐佐木到一就是新"中国通"的代表性人物...     

1953-1956年美国的橡胶政策与国内政治

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天然橡胶市场出现了以产品积压、价格下跌为特征的危机,严重打击了东南亚橡胶生产国的经济。美国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在如何解决橡胶危机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不仅影响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更动摇了美国所坚持的对华橡胶禁运。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橡胶问题列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紧急讨论日程,并出台了NSC5417号系列文件,试图缓解这一危机。但由于受到保护国内合成橡胶工业、财政紧缩政策、经济自由主义高涨等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最后在橡胶问题上无所作为,美国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的关系因此遭到严重损害,对华橡胶禁运也彻底瓦解。     

袭击美国本土的日本气球武器

<正>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哈姆布林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发现了二战的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美国和日本之间曾经爆发一场气球武器大战,但由于不想让这种神秘武器影响美国军人的士气,美国政府对遭受的气球武器之害严密封锁消息。     

甲午中日海战的历史教训

中日甲午海战是十九世纪末的一场大规模海战。它对于此后的水面舰艇海上反袭击作战、海上遭遇战和海上防御战,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从海军作战的角度反复思量,感到确有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一、情报与通讯联络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了。摄取情报与快速联络,了解敌情与及时下达作战指令,不仅牵涉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战机的捕捉和克敌制胜的问题。情报与通讯联络,对于海军诸兵种协同作战和水面舰     

鸦片战争时期的美国赴华传教士与美国侵华政策

本文拟就鸦片战争时期美国赴华传教士的若干活动与观点,以及美国政府侵华政策的制定与实质,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透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而说明,为什么美国在对华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力图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     

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历来重视移民的“质”和“量”,因为移民决定着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未来发展空间。200多年来,美国对华移民政策不断演变,但无论是禁止还是有限度地开放,都是在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对外来移民的政策是美国国内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也受一定时期美国政治、军事、外交政策和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对华移民政策调控着赴美华人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构成,间接地影响着在美华人的职业结构、地理分布、居住模式及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     

美对华决策的矛盾历史

自尼克松总统访华起,美国政府内部围绕对华决策的主导权,始终存在以下三对矛盾,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卿的矛盾,总统与国会的矛盾,以及国务院与五角大楼的矛盾。首先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卿的矛盾。这在尼克松总统与卡特总统执政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尼克松本身对国务院等外交官僚机构持怀疑态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宣传:媒介与受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专门负责进行国内外宣传的官方机构——战争信息署——在中国设立分部,发动了规模庞大的对华宣传项目。它主要利用新闻报刊、非新闻类出版物、图片展、电影和广播等媒介,针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宣传,并对沦陷区的日本军队进行心理战,其目的是在鼓舞中国士气和促进中美关系的同时,改变中国人对自身、对美国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依靠美国政府在战时中国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强大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活动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接受。     

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

美国政府为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并与中国代表一道,促使会议通过声援中国禁烟的决议。这既与当时美国国内兴起的反麻醉品运动和治理菲律宾有着直接关系,又与美国对华鸦片政策及美国扩大对华贸易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背景。美国政府在清末禁烟运动中与中国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禁烟运动,同时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它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与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中日债务——析战前日本财阀对华经济侵略

美国政府在日本战败之际指出:所有日本财阀是军国主义者,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力,正是由于财阀的存在,才使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和征服成为可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财阀充当日本侵华的急先锋,通过在华设厂,资本输出,逼迫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大举借债,产生债务,达到掠夺资源、控制经济命脉和操纵政局的目的,在对华侵略上与日本政府唱"双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