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都州来辨址——兼论寿春城的历史形成

公元前493年,蔡国将国都由河南的新蔡,迁于当时属于吴的州来,从而开始了第三国都下蔡的历史.下蔡都城的位置,历来学者多主凤台说,认为今凤台县的下蔡古城即是.但奇怪的是,迄今在凤台除下蔡古城可资为证外,没有发现其他蔡国遗迹,就是下蔡古城本身的年代,也有待于考古发掘证实.反之,蔡国遗物在淮水之南却多次出土,它似乎向人们表明,蔡城应在南岸求之.楚国晚期都城寿春,经考察证实,方圆20多平方公里,如此宏伟的江淮都会,必定有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从下蔡到寿春,其间200余年,能断然否定寿着不是在蔡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作一番探索.     

墨子游楚鲁阳年代考——兼谈出土材料所见楚国县大夫与封君之称谓

关于墨子游于楚之鲁阳的具体年代,前辈学者有多种说法。本文通过对文献及楚简所见鲁阳文君身份及活动年代的认定,指出鲁阳文君并非鲁阳公,楚国县大夫与封君称谓有明显不同,然后结合对同时段发生的宋、郑"间邑"之争以及"郑人三世杀其父"年代的分别考订与相互比对,分析认为墨子约在公元前453年左右游于鲁阳,并阻止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计划的实施。     

殷代能冶炼铁吗?——兼谈中国冶铁始于何时

前些年,史学界对中国冶铁始于何时的探讨颇为热烈。虽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总有所进展,讨论未能深入下去,主要原因是有待于新的冶铁考古资料的发现。令人高兴的是,这场讨论绝大多数意见只是大同小异的问题,这是有助于今后讨论的深入的。然而,也有人还重复着已被否定的意见,不见其间难,也不见其有再否定的新见解,这不能说对讨论的深入是有所助益的。这就是胡淀     

明代青浦县的定位——兼论明末清初松江府的分县趋势

明代松江府青浦县的置废、复立过程,以及复县后的治理问题,都显示分县无法解决逋赋问题。即便如此,分县在此之后仍然是调节赋役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明末金山卫改县的议论,以及清初娄县的分立,均显示分县的这一用意。最终,分县反而加重了政区内部以及同级政区间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形,引发进一步的赋役改革。在梳理上述分县议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察知分县的直接动力来自地方官完纳税粮的压力,而地方士人出于对分县导致赋役不均的了解,往往发出拒绝分县的声音。此中体现了国家收取财赋与地方赋役不均的矛盾。     

东汉三国长沙临湘县的辖乡与分部——兼论县下分部的治理方式与县廷属吏构成

秦汉国家在地方统治中推行郡县制,而在县以下诉诸分部的治理手段。除由县(或郡)派出属吏驻于固有地域单元,形成诸如乡部、亭部等管理系统外,县廷事务的办理多采用在界内依方位派出直属吏巡行的模式。对县下分部,学界以往的认识停留在廷掾“监乡五部”的制度史层面,而固定片区简牍文献的密集发现,为解剖麻雀式观察县下治理场景提供可能。本文即依据出土汉、吴简牍对长沙郡首县临湘辖乡与分部情况进行的研究,先借助统计手段,考证东汉、三国临湘辖乡的数量和名称、乡部属吏的设置;继而考察县下方位部的划分：东汉临湘县置左、右(城中)、东、西、南、北(城外)六部,桑乡单为一部,以行监察诸务,部内大吏以劝农贼捕掾或邮亭掾为名,无固定治所,常以亭为“在所”;至三国,乡部及其属吏系统隐退,县内事务主要由县分部派出执役者办理;以嘉禾四年(235)八月为例,临湘侯国的辖乡组合为六部,各置劝农掾。在方位部执役之吏,服务于县的性质凸显,以往多被归于诸曹吏,实应属外部吏,与门下吏、诸曹吏构成分立的县廷属吏格局。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兼论酒泉都尉、酒泉候官的设置

汉武帝反击匈奴、拓地西北,促使长城逐步向河西地区延伸。经过研究得知:敦煌郡长城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至太初四年(前101)间。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前,敦煌郡主要依靠天田工事与酒泉候官、鱼泽都尉等屯田机构防御匈奴。至太初四年敦煌郡长城修筑完成后,西汉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而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应负责对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进行管理。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其可考的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前104)至神爵元年(前61)间,后至迟到五凤元年(前57)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故疑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即指此也。     

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兼论相对主义的历史阐释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著名口号"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由实证主义转向相对主义的标识性宣言,代表的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历史观。贝克尔错误地处理事件与事实、记忆与事实的关系,通过分割客观历史与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抛弃客观性,认定历史是想象的历史,形成绝对的相对主义理论恶果。历史是事实,不是想象;历史是关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及一般规律的事实与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历史大势由三个方向构成:决定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人类及民族社会的生存状态;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历史的实证研究必不可少,但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是把握历史大势、发现历史规律,为当下人的行动指明未来。历史的伸张是事实的伸张、规律的伸张。历史的强制阐释背离历史事实,颠覆事实基准,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历史作符合论者前置结论的阐释。汤因比的历史文明体系模式、以既定的场外理论强制粗暴地对历史本体的研究、以文学话语强制历史真实,是强制阐释历史的主要表现。对任何场外理论的应用,都要有限度规约。必须清醒辨析文学性的历史文本和历史性的文学文本。强制阐释的历史不是历史。     

《水经注·丹水篇》错简考订——兼论古析县、丹水县的地望

<正> 众所周知,在长期辗转流传过程中《水经注》书中出现许多经注混淆、错简和文字讹误现象,经明清以来许多学者相继考订,很多问题已得到纠正。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今本《水经注》中仍存有大段注文颠倒和脱误现象,给复原古代地理面貌以     

再论魏源——兼评《魏源,尘梦醒否?》

再论魏源——兼评《魏源,尘梦醒否？》李瑚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是清朝的经学家、史学家和诗人,更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现在还认为,他是最早具有近代意识的民族觉醒的代表,中国近代爱国思潮的开创者。他在从经世致用,改革弊政,到睁开眼睛看世界,到向西方学...     

曾侯與编钟铭文所记吴伐楚路线辨析——兼论春秋时期楚郢都地望

随州文峰塔一号墓出土曾侯與编钟铭文记有吴伐楚之内容,此正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记之史事。铭文所记吴伐楚的路线是"西征南伐乃加于楚",结合《左传》记载,印证了吴军是沿淮河"西征",联合蔡国向西攻入方城,再会合唐国"南伐"而攻入楚郢都。此次吴攻楚路线的确定,进一步证明了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应位于襄宜平原一带。     

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建筑研究——兼论宋代仓储建筑形制转变的时间

在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的众多遗迹中,宋代仓储遗迹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作为宋代巴东县县仓的宋代仓储遗迹,包括时间上前后相继、分布范围亦完全相同的地下仓窖和地上仓屋两种仓储建筑。由于旧县坪遗址地处气候湿润的山区,所以在遵守宋代官方仓储法令《天圣令·仓库令》和《庆元令·仓库令》规定的前提下,宋代的仓窖和仓屋在形制、体量和建造技术等方面呈现出了与这种地理、气候条件相适应的特点。而考古所揭示出的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遗迹由仓窖到仓屋的转变时间,与《天圣令·仓库令》宋令、《庆元令·仓库令》所载宋代仓窖到仓屋的转变时间大致吻合。     

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

在冷战结束前后,一些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错误预测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学(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学有很大差异,而且也不以预测见长,但仍可以在多个方面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家提升预测的质量,包括:运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关系,重视领导者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时间流动带来的变化,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史学论著中的证据,以及在观察、推理、演绎和计算之外采取叙事、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鉴于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国际关系理论家应该在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和审慎,并时刻准备应对不可预知的事件。     

清华简《说命》“员（圜）土”当今无定河流域考——兼论傅说之都“说邑”

《墨子·尚贤下》等文献记载商代武丁贤相傅说早期曾居住在北海之洲、圜土之上,学术界对"北海之州"、"圜土"的解释说法不一。清华简《说命》上中下三篇提供了新资料,有助于厘清傅岩、北海之州与圜土的关系:北海之州位于北方的荒晦之域,傅岩是傅说及其部族为失仲服劳役之地,亦为北海之州的一具体地名。而"圜土"并非监狱之名,而是北海之州的一个都邑之名,与古圜水有关,在今无定河流域一带。傅说打败赤狄之后,便以此地作为自己的都邑"说邑"。     

“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评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兼论晚清政治史研究

清末发生了诸多社会反常现象。这些现象只有通过政治史研究才能做出更合理的诠释,而单从政治角度说明格局的变化,不对它做文化等侧翼的延伸性思考,会使研究平面化、单线条。如果不把"外轻"与"离心离德"联系起来掂量,就会把积聚几十年、几乎"痛入骨髓"的矛盾看轻。清末的"外重"不一定以"权重"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离心离德"的形式呈现,就像督抚身边存在巨大的"黑洞"或者"暗物质"。近三十年来,晚清政治史虽然在三条线索六个方面形成特色,但仍有广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