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

北宋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因其体例创新,在宋代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宋代方志开始定型之作。但以往的研究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据此所构建的宋代方志历史变迁,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曲折和偶然性,显得过于线性。本文经过对《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过程的细致考察,认为它在当时仍然没有取代图经的地位,地方官和地方士人都是将其作为官府修纂图经的资料而已,南渡后地方官之所以用它来暂时代替图经,主要还是受到战争的影响,官府"图籍散亡",具有偶然性。同时,地方士人关注和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并逐渐受到地方官的注意,到南宋时期形成地方士人编纂地方志的高潮,这是从《吴郡图经续记》开始萌芽的,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宋代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对于社会教化的共同关注和推动密切相关。     

从编纂者主观角度谈地方志的功用

编纂地方志有什么功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二条指出:“编纂地方志是一项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对全面了解和反映我国地情国情,对推进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对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有重要意义。”流行的说法则是“资治、存史、教化”。作为以特定体例形式记载地情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地方志具有“存史”或说“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地方志书的主要功用应是利用资料“资治”和“教化”。然而,所谓方志的“六字”功能,是就其客观作用与功效而言的。从主观角度看,地方志对…     

近代中国地方志编修及其理念的演变——以道光、光绪和民国时期的“川沙三志”为例

近代中国地方志的编修体例与理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道光、光绪和民国时期川沙的3部地方志为例,可以看出:编纂者的主张从"明道"转为"纪事",史料来源与选择标准从"在事实上择良"转为"惟主张事实",对章目分类按照现实情况予以重新调整,章目次序的改变表现出地方志"从满足政府需求"到"反映社会发展",编修方法上表、图、论的使用更加频繁。这些变化体现出近代地方志编修理念的变化,视野上不再专注于地方一隅,而是从国家层面去认识和探讨地方社会的发展;著史角度除了从为政府提供地方的风土民情和社会发展等基本情况外,还主张针对当地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地方志的功用不再局限于存史、资政和教化,还在"兴利"。     

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

地方志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价值已为人所共知。但如果将它作为文本观察对象,地方志体例的完型及以地方为书写单位的特征是需要进行必要分析与定位的。宋代地方志编纂中,体例由图而志,这一转变表明由文字书写出"地方"或者说将岩石、山川等自在之物在人的经验世界中通过文字生产出来,成为方志重要的表达方式。方志中的"地方"不仅是书写单位,而且也使得每一个地理环境成为一个文本环境。为了构建出"地方",宋代方志形成了较为一贯并且分门别类的框架系统,同时,每一门类又被赋予了价值标准,如此,地方志中的地方社会图式就被传递和构建出来。     

从牟巘《陵阳集》看南宋的地方官

南宋官员牟巘,入元后退居湖州,在江南文人中颇有影响。其生平事迹不详,从所着《陵阳集》中,得知他曾出任武冈军知军。其中有关文献记录了地方官处理当地政务的措施,为宋代地方行政史补充了具体实例。史籍和地方志失载牟巘曾在武冈任职及事迹,本文试图发掘有关资料加以阐释。主持祭祀是当时地方官的重要职责,因此重点介绍当地民间信仰的神灵,阐发其与现存古迹和神庙的历史渊源。     

浅谈新地方志书编纂者的称谓

随着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形成地方志书是一种资料性文献的共识。本文通过对方志本身固有性质和特定体例的简单阐述,对新地方志书编纂者的称谓,如"编纂"、"编撰"、"编辑"、"编著"等释义进行辨析,并结合志书的特殊性,使之对它们在志书中的位置加以明确。     

新编地方志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在我国数量宏富的古籍遗存中,有一类书是地方志。地方志是记载地方自然、社会、人文等各方面情况的资料书,历史上主体形态的方志一直由地方官组织编纂,供资治、教仕、存史之用。 我国编修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自春秋战国以来,战争杀伐、王朝更替、异族入主、文化洗劫都没有使其中断;反而一代接着一代相延不衰,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宝库。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民国以前的地方志约     

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灾害记述探析

随着贵州内地化进程深入,清代成为贵州地方志修纂的高峰期,保存流传的地方志数量多。与前代相比,清代修纂的地方志体例趋于完备、内容趋于翔实。这一时期,贵州地方志中保留大量的灾害相关记述,除了专门设置《灾祥》篇目外,在《祀祷》《艺文》《物产》等篇目中也有灾害记述。不同篇目灾害记述的来源、繁简、侧重不同,从内容上看可分为灾害灾情、灾害理性认知、禳灾祈福、灾害文学四类。灾害记述中隐含官方对自身正面形象的塑造,蕴含对民众安分守己、积极行善的教化引导。本文对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的灾害记述进行探析,分析文本所显示的灾害文化,透过文本看到官方的话语体系。     

谈地方志书的结构形式与特点

一部完整的地方志书,体系结构一般由正编、卷首、卷尾三部分组成。地方志书的正编一般有编章体、篇章体、条目体、编条体四种形式。为了加强志书门类、部类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编纂者在首轮修志时普遍地采用过编章体、篇章体、章节体、卷章体,并因此开创出一种传统。     

论南宋书院的社会教化及其基本特质

儒家语境中的“教化”实为一种社会教化,并以设学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以期达到化民成俗的理想社会秩序。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伴随着书院演化为一种教育机构而发轫。南宋时期,理学大兴,旨在重振以人伦道德为本位的儒家传统。鉴于学校与科举结合导致其教化功能的式微,南宋儒者有意另建书院作为维系天理民彝、阐扬道德教化的平台。南宋书院发展已具相当规模,且与理学形成“形”“神”互依互存的关系。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由此真正彰显。基于觉有先后的人性认识,南宋儒者赋予书院社会教化“传道济民”的特质：书院重在首先以人伦道德为本涵养士人的德性,成就礼仪贤士,进而影响至其他社会成员。出于“秀于民而为士”的观念,南宋书院从“民”中择其“俊秀”作为施教对象,也呈现了书院社会教化可以通向平民的一面。书院的社会教化是南宋儒者建构的社会教化体系中的一环,大学的特性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精英主义色彩。     

地方志经世致用谈

经世致用是中国地方志的基本功能,也可说是一条基本宗旨。同时,也是地方志能够绵延二千多年常盛不衰的生命和价值所系。纵观历代方志,尽管其内容和形式因时代的变化有所不同,但经世致用的基本功能是永恒的,只不过在每个朝代对其均提出不同的要求罢了。“资治、存史、教化”是封建社会的普遍提法,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修新型省志、市志、县志,系统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为本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为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     

资政是地方志的重要功用

历代当政者都非常重视志书的资政作用,历史上素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说法。古时地方官上任首先要看地方志,如南宋淳熙六年朱熹任南康知军,“下车首以郡志为询”。清朝乾隆年间任福宁知府的李清翘,每到巡察之地,均要查阅地方志乘,将地方志书视作“纪事之书”、“致治之书”。而明朝的六部体《兴化府志》,按吏、户、礼、兵、刑、工分类;曾享有中国二部半之一盛誉的清代三宝体《宁化县是窃,则设土地、人民、政事三纲,“分为疆土、治地、惠人、俊民、经政、旧事六门”,意在直接资政。     

试论清代河西走廊地方志中的国家战略与地方博弈

清代甘肃河西走廊方志修纂可分为顺治、康熙时的因循期,雍正至道光时的繁荣期,以及光绪、宣统时的蜕变期。清代河西方志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繁荣期相继修成的《重修肃州新志》《五凉全志》与《甘州府志》等府州志,《敦煌县志》《玉门县志》等县志,都非常突出地体现了雍、乾时期平定准部、控制新疆的国家战略和文化取向,并在编纂动机、体例和内容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二是清代河西方志修纂中普遍重视水利灌溉及上下游地区争夺水资源的博弈,保留了相对丰富的水利文献,并且往往成为官府、地方等裁决"水案"的重要依据,因而志书编纂者的地方立场与客观公正之间的矛盾,往往影响志书的可信程度及其在地方博弈中的作用。这些作为全局性与地方性的双重原则,都需要引起当今地方志编纂的高度重视。     

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

一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地方志占很大比重,现存8000余种地方志,记载着我国各地方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可以说是我国独特的地方史百科全书。中国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晋乘》、《楚梼杌》及《鲁春秋》等一类地方史著作,而《尚书·禹贡》篇更是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作品,可与《山海经》并称我国地方志的鼻祖。“地方志”又称“方志”,宋代以降始名。隋唐时多称“图志”。由于不断改进体例、取材渐博、所涉日富,先为史地分载,继为史地合记,分门别类,遂成为政治、经济、史     

中国地方志目录平议

目前具有代表意义的地方志目录有《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稀见地方志提要》,以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藏普通古籍总目》中的方志部分,从编纂和著录体例,以及考订和著录的准确性方面比较,各种目录各具优劣。编纂地方志目录应采取比较科学合理的体例,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即：1．地方志的排序问题：2．地方志书名的著录;3．地方志责任者的著录;4．地方志版本的著录;5．地方志内容提要的纂写。此外,还对现有地方志目录的部分考订错误进行辨证。     

地方志的证据作用

<正>地方志作为地方文献,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它能否在法庭上以证据直接使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如果法律确立了地方志的证据功能,直接作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类证据使用,将为地方志的有效使用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     

第二轮志书风俗志编纂刍议

了解地情必从风俗开始。第一轮志书对风俗多有记载,第二轮修志有的不入志,有的尽管记有风俗的内容,但异议者不少。文章从正名、辨体、创新等方面阐述了对风俗志编纂的看法,以期提高风俗志的编纂质量。一是正名。针对风俗内容不同志书篇目名称不一致的现状,认为还是定名风俗或风俗志比较好,这既符合方志的传统,包容性也比较大,又可以与民俗学中的民俗志有所区别。二是辨体。此处辨体主要讨论两个问题:1.风俗志的体例内涵。篇目设计上应独立成志,不要放在某个门类下;记述方式既不能混淆古今风俗,又要理清风俗发展的变化脉络,要注意利用阶段性的、转折性的材料,把风俗事项的变化写好,以体现风俗在传承基础上的变异性与时代性。2.省市县风俗志的差异化。三是创新。针对目前风俗资料比较分散的实际,认为地方志办公室可以把风俗志编写作为一个课题,委托高校的专家学者撰写。并针对风俗文本资料少的现状,指出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志办公室可以和相关部门合作,进行田野调查,以便更好地收集资料。同时还要重视风俗展现的景观化,不断提高风俗志的可读性。     

從牟巘《陵陽集》看南宋的地方官

南宋官員牟巘,入元後退居湖州,在江南文人中頗有影響。其生平事迹不詳,從所著《陵陽集》中,得知他曾出任武岡軍知軍,其中有關文獻記錄了地方官處理當地政務的措施,爲宋代地方行政史補充了具體實例。史籍和地方志失載牟巘曾在武岡任職及事迹,本文試圖發掘有關資料加以闡釋。主持祭祀是當時地方官的重要職責,因此重點介紹當地民間信仰的神靈,闡發其與現存古迹和神廟的歷史淵源。     

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办法》依法推进我市地方志事业健康持续科学发展

今年2月1日起施行的《福建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以下称《实施办法》）,是我省第一部有关地方志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是全省地方志工作者盼望已久的。自古以来,志书素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地方志不同于一般的史书,是一种具有特殊体例的著述,     

地方志功能的再认识

传统的方志理论认为地方志有“存史、资政、教化”三大功能,而存史是最重要的.李启宇在《地方志出新刍议》一文中(载《福建史志》1997年第6期)指出,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地方志的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