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方志理论探讨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孟庆斌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对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夏天,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的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进行探讨。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文章分析     

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当今方志界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方志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代表,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关于章学诚与戴震乾隆癸巳夏宁波道署的论争,部分方志工具书将其作为方志性质之争的标志性事件。从论争观点、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唯一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属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当成方志性质的论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更无法体现地理性或历史性;并认为两者的争论是文化转型期的清中期,经世致用的非主流文化向仍然如日中天的经学主流文化的挑战在修志领域的反映。方志从宋代定型后,吸收了正史、地记、图经、家谱、杂记等多种文献的体裁与方法,属于多元、宽泛、独立的边缘学科。把方志性质窄化与其他学科趋同,对方志的发展是不利的。由此,由宁波道署争论引出的方志地理属性与方志地理学派、方志历史属性与历史学派,乃至方志性质本身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地方志发展意义重大。     

论戴震修志实践中的革新

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一生著述丰宏,学问渊博,在哲学、经学、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算学、文学、历法等方面皆有研究,造诣很深。戴震还致力于方志理论研究,对方志的性质、体例及编纂方法有独特见解。笔者试图通过对戴震修志实践的梳理,探讨其革新思想的根源,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戴震的方志学理论,为今天修志提供借鉴。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戴震的方志学理论及启示

戴震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家,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志书,成就卓著,他纂修的《汾州府志》成为清代名志。戴震对方志理论多有建树,其主要思想是方志要重沿革,"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资治,"务求切于民用";要从俗例,贵因不贵创;要区分史志,"详善而略恶"。戴震的方志理论启示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要坚持严谨求真的作风;要坚持"修志为用"的思想;要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章学诚、戴震方志理论之争的研究评述

清代学者章学诚与戴震曾就方志纂修相关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论争。关于论争的原因,晚清民国学者多从心理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分析,今人的分析则兼及二人现实境遇和时代背景等因素。关于章、戴学派划分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多将此次论争视作学派、学科之争,但这种观点遭到当今学术界的质疑。如何评判章、戴双方观点,早期学者倾向扬章抑戴,而近年来出现"为戴震正名"的趋势。     

方志学科属性研究综述

对地方志学科属性的研究,由来已久。汉代,郑玄把方志视为古国史。唐代,颜师古把方志视为地理书。宋代,多数学者认为方志为历书书。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地理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地方志属于历史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民国间,出现了方志是“亦史亦地”的说法。对于方志的学科属性,有     

回顾与审思:18世纪以来的地方志性质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的方志性质研究是当今方志性质研究的基础。十八世纪以来,随着戴震与章学诚两位方志学家的出现,方志性质的讨论和研究逐渐进入了深化的阶段。进入新时期以后,方志学家们更是针对方志性质进行了专门的研讨。本文在回顾前人已有的方志性质研究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一、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方志性质由早期"重地"向后期"重史"转化。二、地方志的"地域性"与"时段性"是其方志性质不可或缺的部分。三、方志作为综合性资料,其性质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它是特定地域、特定时段的产物。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方志的学术性——以与地理相关门类的记述为例

方志的学术性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体现在具体记述内容上。方志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具体表现在入志资料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并且提供全面的、连续的、科学的地理记录,从而为地理学研究地理现象空间分布、地域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随时问演变的过程,并揭示其中的规律,服务当下,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对章、戴论争的再认识

清代,特别是康乾间是我国封建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于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也有很大突破。那时的方志论坛上思想活跃,争论迭起,其中章学诚与戴震间的论争颇具代表性,且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今天,再回顾和研究章学诚与戴震间的那一场     

桐城派与徽州朴学

姚鼐代表的桐城派与戴震代表的徽州朴学,常被视为水火不相容,章太炎称之为文士与经儒之争。但乾嘉时代同属安徽的两个学术重镇之间颇有渊源,两地学者相互影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方苞与江永有学术上的交往,两人学术志趣极为相近;刘大櫆则融入并深化了徽州青年才俊中盛行的"古文"学风。     

试析戴震方志思想

戴震的方志思想,产生于实践,并成一家之言。笔试为总结其特点、原则及修志主张的优缺点,并且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戴震修志主张的思想根源,以备今日修志之用。     

略论如何继承旧方志的地理记述——以福州市新旧方志为例

福州市有着悠久的方志编纂历史,旧方志不应只是作为历史文献被检索查询,更应该在持续编纂的福州市新方志中发挥作用。通过对福州市的9部旧方志、6部新方志中地理记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新旧志书中地理记载在篇幅、详略、体例、文法、细节上的不同,进而剖析造成不同的原因所在,推究在机制、思路、人力、资料、环境等方面的根由,建立问题模型。尝试通过以学习旧方志有效经验与新时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合地域特点和时代要求找到繁荣方志文化的切入点,回应方志文献使用推广中遇到的难题。     

民国方志地理类目变革研究

民国方志类目受到地理科学、西方技术引进的影响,地理类目名称在不断变革,有疆土、舆地、方舆、沿革等。同时,地理类目的子目也呈现出全新的现代内容,使方志地理类目科学性增强。人文与地理的密切关系引起民国方志诸家重视,开始引入实地调查与研究,使地势、地质、气候等现代地理学知识渗入其中,对现代方志的形成作用巨大。     

方志性质诸说梳

方志的性质如何定义?这是方志界历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至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旧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派,即方志地理说和历史说两派之间的激烈论争。本届修志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不断加深,1991年安徽省岳西县王晖同志发表《论方志性质》一文之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又激起了新的波澜。方志性质的正确论定,对于新方志编纂的指导,对于新方志学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以为:“方志性质,是方志学理论基石,是修志者职业活动的指针。”有人论定:“对方志性质的论断,是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础。因为,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是对方志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是研究方志学理论的一个基础,从根本上指导和决定着对其他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方志性质的正确认识和论定是如此重要,因此,本文对有关方志性质诸说予以梳理,以期大家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方志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的创建。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关于志书现代化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新志书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科学地记述一个时代和一方地情,是新志书面临的根本性任务。新志书对传统方志理论与方法,既要有所继承,也要有创新和发展,不然就不能完成其承担的历史使命。现代方志要吸收新的学术方法和思想,用新思想、新方法修志,让志书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在这种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客观记述与主观思考的关系,多一点对问题的认识与思考,是新志书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志书改革的方向。     

试论张其昀主编《遵义新志》之性质

学术界很多学者将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视为中国近代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然张其昀所谓的"方志学"仅是区域地理学的代称,《遵义新志》也是在其"方志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与中国传统方志不同的"新方志",实为遵义区域地理著作。张其昀并未对其所谓的"新方志"和传统的方志加以明确区分,这就可能造成两者概念的混淆,或是学术界将《遵义新志》纳入传统地方志范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