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宪章》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呈现出四个大趋势：一是越来越从全人类的角度来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并使这些基础资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以维持;二是遗产保护的综合性和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遗产保护不再只是专业机构的领域而日益成为一项吸引众多行业、众多人才的社会公益事业：三是越来越强调对得到保护的遗产的应用,以及与遗产相关的非物质基因的传承、发展,遗产保护的目的越来越接近直接为社区发展与繁荣、为民众的现实生活服务;四是由于“物质遗产”消亡的必然性．人们更多地借助数字化等多种手段去发掘、整理、记录、表现那些“非物质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更多地加入了传承与发展的内容。《威尼斯宪章》作为一个兼容、开放、发展的系统,既是这四大趋势的最初产物,也是这四大趋势遍布全球的基本推动力。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上述趋势也已经初步显现。     

以人为本遗产理念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的遗产保护理念经历了从以物为本的本体保护,到以人为中心的社区、居民及遗产生存环境的整体保护的嬗变。社区、居民既是遗产的拥有者,亦是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力量。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和重大主题的文化资源,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对外展示中国形象,对内惠及民众,是中国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所在。在此过程中,要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培育国家文化公园节点;通过创新驱动打造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加快文旅融合步伐,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同时,要把握好整体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关系、遗产活化与旅游开发的关系、遗产地发展与原住民生活的关系,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机制,实现遗产的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民俗文物的征集保护与利用

民俗是一般民众的生活文化和活态传承文化,民俗文化以其独特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特有内涵底蕴。民俗文物则是随民俗而传承下来的一种物态文化,反映着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及不同的社会风俗。一件近现代的民俗文物,可能就是几千年前民俗文物的伟承和再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民俗文化及其遗产正在快速流失,抢救征集民俗文物工作刻不容缓。文物主管部门及博物馆应强化抢救保护民俗文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采取措施,使民俗文物的征集保护工作合理持续地有效开展。     

文化传承视野下的藏区节日民俗文化旅游发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要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又要注重文化事业的建设。发展民俗旅游既是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依托和方式,也是人民群众享有健康丰富文化生活的有效举措。打造藏区节日民俗文化旅游品牌,对于实现这一区域节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实现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被认定为遗产是现代性社会作用于文化的一种机制,遗产生产则是这种机制的具体表现。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生产的客体,将现有的文化形态从传统社会融入至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遗产生产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原有的生产与休闲功能也因现代性社会的影响而改变着地方性社会的关系与结构。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休闲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它也可以成为地方性社会与外部社会沟通与交往的媒介。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只有使其再次回归至生产与休闲的本质,再次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彰显对其的保护与传承。     

当代中国非遗研究热的冷思考

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虽都关注民俗文化,但是二者的研究性质和目的不同。非遗研究是工作性质,以改进文化保护策略为目的,而民俗学研究是以认知、理解、体认民族文化为目的。由于研究目的和性质的限制,非遗研究与当下民俗学已确立的整体的、实践的、主体的研究理念相脱节。非遗研究的“遗产观”将自然遗产、考古遗产等非生活态文化的保护理念应用于生活态文化之上,呈现出忽视社区生活本位、缺乏实践主体观的倾向。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分工,与其学术视野差异有关,即非遗研究是“遗产视野”,而民俗学研究则是“民间视野”。当代民俗学研究还应关注文明转型进程中民众的生活变革和文化实践,以“文明进程视野”在中华文明的创新、转化进程中做出应有学术贡献。     

兰州交通民俗信仰与禁忌

交通民俗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出行习俗、信仰与禁忌构成了交通民俗的主要内容。兰州交通民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兰州人的交通活动与交通运作,而且也反映兰州人的生产、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兰州交通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利于从交通民俗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精华,推动和谐兰州大发展。     

浅谈黑龙江民俗文化

<正>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它具有普遍性、传承性和变异性。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     

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遗产保护

随着对人类整体文化环境的关注,民俗博物馆得以发展。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和展示民俗文化遗产方面,具有重大的责任,既是博物馆进一步实现其核心价值,又是进一步深化其社会服务的体现。     

基于游客视角探索苏州古典园林遗产价值——以拙政园为例

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以来,国际遗产界一直存在文化与自然遗产二元割裂的问题。在权威化遗产话语自上而下构建的遗产体系中,也存在重视精英阶层价值观,忽视普通民众对遗产理解的问题。采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拙政园为例对游客的网络游记进行分析,从旅游者的视角探究民众对苏州古典园林文化与自然价值的理解。研究表明,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会将个人的记忆与情感和拙政园相联系,从个人的角度构建出拙政园独特的文化与自然融合价值。     

日本法律对“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我国目前大力开展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经常会涉及到“民俗文化遗产”的有关问题,往往也有一些学者倾向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传承”或“民俗”（folklore）相等同。本文集中介绍日本法律对于“民俗文化遗产”的界定及其相应的保护和利用措施,希望对我国学术界在讨论与“民俗文化遗产”相关的学术问题时,能够有所参考。     

资讯·言论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期(总第320期)京杭大运河——等待拯救的运河文化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俞孔坚提出一个保护概念:遗产廊道。所谓遗产廊道,是从保护单体文物发展到保护含独特文化资源的线形景观,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是能够把各个遗产点串连起来的线形廊道,即大运河不仅是一个个散落在它沿线上的会馆、清真寺、船闸,还包括大运河本身及两岸的民俗文化,“我们以前的保护方式只是保护了一个文物,没有保护一种想法、概念和文化传播的途径,人类活动是连续的,沿着路     

民众记忆与村落民俗传统传承

传统上,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村落”这一中国民众生活的基本单元。作为固定人群长期聚居、繁衍的空间,同时也是共同生产、生活的空间,村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村落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广泛的民众基础之上的传承性文化,是最具有民间气息和民众情感的民俗文化。生活在村落里的个体集聚起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民众群体,并使得村落民俗文化随着代际更替而绵延传承下来。     

晋东南地区建筑历史民俗文化考

本文从晋东南反复出现的历史建筑名称出发,考证产生这些民俗文化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条件,以及相应的起源发展与现存庙宇的分布位置,为相应类型的建筑遗产的保护提供一定的历史文化依据。     

介休绵山:介子文化的朝圣地

介休因纪念介子推而得名,介休绵山是介子推的封田,是寒食清明节俗的源发地。两千多年来,人们为介子推过寒食节,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的寒食文化、祭扫文化、介子文化及民俗文化等。这种文化凝结着民众的精神与感情,承载着华夏子民的血脉,凝聚着民族思想的精华,绵山也成为我国清明节民俗文化集大成地之一。     

世界遗产保护的地方视角——以武夷山的城村为例

从现实来看,遗产与旅游关系密切。其一,遗产的潜在价值将是最直接的旅游资源,这可从蜂拥而至的大众旅游看出;其二,遗产旅游的独特性可能会使规划者依据需要选择遗产地的一些文化特质,一方面适应于全球化的模式需要,另一方面则凸显其地方文化特色。这一观点呈现出遗产地村落面临遗产旅游而可能发生的两种现象: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本文将以武夷山城村古村落为个案,在重新审视世界遗产保护模式的基础上,考察村落共同体在遗产保护中的文化变迁与调适,以期说明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现象是地方(村落、民众等)应对当下遗产运动所做出的表述,由此强调遗产的地方性主体的文化自觉对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俗、学者与民俗学研究——以客家围龙屋保护为中心的讨论

在初步回顾和检讨相关民俗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发生在粤东K城一个名叫钟村的城中村民保护围龙屋行动的个案,叙述了这一集体行动的过程及其作为当事人的客家民众的态度和行为,探讨了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众、民俗、学者的角色与影响,引发作者关于民俗研究取向问题的新思考。K城钟村客家人保护围龙屋这一集体行动表明,仅从民俗事象的静态描述来达成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将丰富复杂的民俗生活、民间文化概括为一些有限的材料,实际上既忽视了＂俗＂在生活文化整体中的被创造和重新发明,又忽略了作为民间文化传承主体的＂民＂的自主能动性,他们策略性地对民俗知识的创造与享用,也忽略了作为民俗文化研究的理性人——学者及其学术活动的作用。民俗中的民、俗与民俗学者,应该都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对象,这也应是未来民俗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与学术动向。     

左江花山岩画遗产区域壮族传统村落的形态特点与保护发展

散落在岩画遗产区域左江沿岸的壮族传统村落,作为左江花山岩画遗产区域的构成部分,是左江流域壮族人经过漫长繁衍生息与文化变迁的重要见证,是乡土聚落与民俗文化的体现。左江沿岸村落受地缘与血缘影响,依环境、宗法、承续等因素在历史上自然延伸扩展形成,依水而筑、临江而居,蜿蜒型河道以及连接不断的河流阶地等地理特征,直接影响了沿岸村落的分布、选址、规模及其发展。遗产区域壮族村落现存传统的地居式民居,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由原单幢类本土干栏建筑,经过地面化演变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组合类地居式民居建筑,对左江流域气温高、雨水足、湿度大的气候具较强适应性。对遗产区域传统村落的构成要素与形态和传统民居的构成要素与特点的认识,为左江岩画遗产区域文化景观的保护利用与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科学保护、有机更新与协调发展的积极对策。     

浅谈孝义古城保护

一、古城格局 孝义市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命名的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孝义古城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命名的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孝义古城以其历史悠久、格局完整、遗产真实、规模宏大,在山西省独树一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保护、利用好孝义古城既是孝义市转型、跨越发展的抓手之一,也是山西省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举措。孝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民间立场与现代化传承——以赣南客家太平堡龙船盛会为中心的考察

民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很多还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许多民俗渐趋式微。太平堡龙船盛会是江西省龙南县客家人在端午节期间举行的一项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民俗活动,它在近年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地客家人利用民间智慧,依靠宗族权威,发挥精英力量,采借国家符号,凝聚商人资本,在汲取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多元互动,共同推动了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于自身文化的经营与智慧,也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应坚持民众主体化、传承活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