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CSSCI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中的平民化理念

"平民化"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理念。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的认知中发现"平民"的地位,并通过"平民阶级"的政治解读而形成"生活平民化"的思想诉求。"平民化"思想在五四时期"劳工神圣"、尊崇"劳动"语境之中,不仅有着对"劳动运动"的积极期待,而且也使"民众本位"意识有所强化,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五四时期思想在质的方面的飞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亦将自身置于"平民"序列之中,不仅提出"走向民间"的主张,而且也在社团联合中坚持"到民间去"的理念,力图使"平民化"思想从思想层面转化为社会实践层面,并表征为"联合群众"、促进民众势力发展的实际行动。     

在“民间”看见“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实践民俗学进路

一、引言:"实践民俗学"与学科历史性 尽管中国关于"民俗"的自觉从周代《诗经》成书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然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却是不折不扣的一门新兴学科.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恢复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②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曲折迅猛的发展势头.有学者评价说"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的国家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民俗学就是突出体现这种关联的学科."③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在学科恢复之初就遭遇了最为复杂突兀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与挑战.到本世纪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俗复兴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又获得了充分参与民族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建构的机会,逐渐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向学术中心迈进.从危机到转机,从边缘到中心,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俗学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走出这样跌宕的发展轨迹.     

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

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然而,对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畴的考察却表明,现代技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然存在,一直被隔离于"遗留物"研究,乃至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之后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研究之外。定位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民俗学,应当将现代技术归其本位,做一种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的"看家本事",对民俗志研究者、被研究文化主体、田野调查及文本呈现的讨论,可以为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带来一些可能的切入点。     

学科反思、学术批评与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算起,中国现代民俗学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在这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民俗学的盛衰沉浮一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息息相关。当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与文化     

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并行地发生了两场后来彼此相遇的“后现代事件”,其一是发生于民间社会的“民俗复兴”,其二是发生在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界的“范式转换”,当二者终于因民间文学一民俗学的“田野研究”而直接照面,它们各自最初并不明确的实践意义就通过双方的对话而逐渐显现出来,即：“民俗复兴”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语境中,普通民众借助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差异性的承认而不自觉地表达的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普遍性要求;而民间文学一民俗学学科的“范式转换”则并非仅仅是后现代知识氛围中马林诺夫斯基式的从文本研究到语境研究的认识方法论转型,同时也是从对“个体的人”的遮蔽到对“人的自由”之祛蔽的必然性论证,因而是自觉地践行的先验论即实践目的论转向。由此“民俗复兴”与民间文学一民俗学“范式转换”之间共同的实践目的（意义）,就合逻辑地推导出“公民社会”的“古典理想”这一“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而康德启蒙哲学的“自由”理念（作为判断力范型）,则为“民俗复兴”在实践上的合法性,以及“民俗复兴”（作为经验事实）与“公民社会”（作为先验理想）之间的先天综合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提供了辩护的可能。     

生态博物馆参与性结构对比研究:以加拿大上比沃斯和中国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例

生态博物馆是在新博物馆学理念下开展的一种极有意义的尝试,它意图弥补传统博物馆在公众关系上的不足,鼓励社区民众的民主参与。加拿大上比沃斯生态博物馆和中国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各自国情、民情差异悬殊,其形式也迥异。上比沃斯生态博物馆以博物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力图通过民众广泛的参与来促进社区的发展,但其过于分散的权力分配和专家的权威性也导致了"虚假参与";梭戛生态博物馆因处于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超过了文化保护,博物馆的发展与旅游开发相关,而民众参与受到很大限制。中国生态博物馆与西方立足于服务社区的民主自治模式有较大差异,中国生态博物馆需要重视民众参与,建立中国式参与性结构。     

五四时期的重要报刊

"五四"时期出版了四五百种报刊,进步报刊占了大部分。它们共同宣扬民主、自由、博爱,关怀大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历史证明这些报刊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同时也正是由于新闻报刊对普通民众的尊重与关怀,使新闻报刊成为民众表达心声的社会公器,成为革命者团结民众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     

传统·相似·差异——中国民俗学会三十周年纪念

为学科合法性证明与辩护似乎是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就萦绕学者心头甚至至今挥之不去的魔障,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学者始终在探求不同的答案.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创始是整个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其民与俗的界定与辨析为现代性构建中的"传统"提供了群体和文化的可感性事实.民俗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一百多年的民俗学研究史中有些不断变奏显现的主题,那么对人类文化相似性与变异性的关注是其中之一.     

传统·相似·差异——中国民俗学会三十周年纪念CSSCI

为学科合法性证明与辩护似乎是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就萦绕学者心头甚至至今挥之不去的魔障,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学者始终在探求不同的答案.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创始是整个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其民与俗的界定与辨析为现代性构建中的"传统"提供了群体和文化的可感性事实.民俗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一百多年的民俗学研究史中有些不断变奏显现的主题,那么对人类文化相似性与变异性的关注是其中之一.     

浪漫主义传统与中国民俗学者的责任——评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

民俗学者习惯于把"民间"定位于下层民众,从而把民俗与国家政治完全割离开来。事实上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紧密相连,民俗学者在其中恰好可以起到沟通二者的作用。中国民俗学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像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传统。目前应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需,正有必要重拾和发展这一传统,让民俗研究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服务。     

新潮社的历史贡献及意义

新潮社是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社团,它的成立和所办刊物《新潮》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对《新潮》原始杂志的研究,并结合五四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笔者认为新潮社的历史贡献及意义主要在于: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声威,探索社团运作新模式;启蒙广大民众,支援现代白话文学建设和发展。     

风习的在地化——方俗的历史研究与当代价值

"方俗"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指特定区域内民众相对稳定的地方性生活模式与惯习.从民俗学语境出发,方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辨析"方俗"与意涵相似的"风俗"一词之异同,方俗侧重地方性、静态性,风俗侧重流行性、扩布性与社会整体性,风俗与方俗犹如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风俗是方俗的"社会化",方俗是风俗的在地化.其次,方俗作为地方社会的文化表征,在塑造区域地方性、构建民众地方感的过程中有重要功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正确审视方俗能够反窥和理解地方社会,合理利用方俗有益于地方社会治理,有助于实现因俗而治、因地善治.     

董作宾对民俗学的贡献

与罗振玉 (雪堂 )、郭沫若 (鼎堂 )并称为甲骨文“三堂”的董作宾(彦堂 )先生 ,不仅是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大家 ,而且在我国民俗学的开创时期披荆斩棘 ,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一、积极的倡导者董作宾 1 895年 3月生于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小店主家庭。南阳盆地有着悠久文化传统 ,民俗学和民间文艺也有丰富的蕴藏 ,给生于斯长于斯的董作宾从事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腴的土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和“劳工神圣”的精神 ,使董作宾从封建文化中解放出来 ,从民众中寻求改造社会的力量 ,从群众文艺中探…     

“作为记忆之场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民俗学有着深刻关联。1记忆是民俗最本质性的存在,民俗学的"访谈记录法"即是以"记忆"为对象,通过人们的"叙述"、"对话"来研究。2民俗记忆的构建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场所,表现为某个地区、社区、家庭、聚落、物品等形式,这便是"记忆之场"。东亚地区作为一个宏大的"记忆之场",如何承载中国、日本、韩国等共同的文化记忆?当代学人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开展民俗学研究?东亚各国(地区)的文化交流情形如何?针对这些问题,"作为     

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

我国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是一个历史概念,由五四文化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发展而来。钟敬文将五四文化模式引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在高校中文系的格局中,创建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同时在高校社会学的格局中,创建了民俗学,并从这里发展、成型和辐射,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当代我国民俗学面临着五四文化模式所不能解决的世界文化多样性问题,也面临着经济文化模式不能取代的精神文化建设问题,因而要在以上所述两个模式的基础上,转向国家文化模式,促进我国优秀民俗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其成为保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特色要素。     

民俗学的哥白尼范式

现代民俗学起源于对已经丧失现实功能的传统民俗的抢救、保护,而随着全球化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侵蚀,现在连功能正健的民俗也在加速转换乃至消亡,当民俗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将彻底丧失全部传统对象的危机,"拯救对象",就成了民俗学者明确的集体纲领.也正是在此集体纲领的推动下,才有了"城市民俗学"等议题的出现.但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农村旧传统中的旧民俗,抑或应该是城市新技术下的新民俗?是传统的风习、现代的时尚,还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我认为这个问题20年前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就已经解决了,亦即,"民俗是日常生活的普遍模式"的命题已经共时性地涵盖了农村民俗和城市民俗,乃至传统民俗、现代民俗以及二者之间的传承,只要专家之外、专业知识之前的日常生活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们共时性的生存基础.     

民俗学的哥白尼范式CSSCI

现代民俗学起源于对已经丧失现实功能的传统民俗的抢救、保护,而随着全球化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侵蚀,现在连功能正健的民俗也在加速转换乃至消亡,当民俗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将彻底丧失全部传统对象的危机,"拯救对象",就成了民俗学者明确的集体纲领.也正是在此集体纲领的推动下,才有了"城市民俗学"等议题的出现.但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农村旧传统中的旧民俗,抑或应该是城市新技术下的新民俗?是传统的风习、现代的时尚,还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我认为这个问题20年前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就已经解决了,亦即,"民俗是日常生活的普遍模式"的命题已经共时性地涵盖了农村民俗和城市民俗,乃至传统民俗、现代民俗以及二者之间的传承,只要专家之外、专业知识之前的日常生活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们共时性的生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