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标点勘正一则

<正>刘子翼,武后朝宰相刘祎之之父,以文史、孝名著称,《旧唐书·刘祎之传》云:"父子翼,善吟讽,有学行。隋大业初,历秘书监,河东柳顾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李伯药常称曰:‘刘四虽复骂人,人都不恨。’"(1)《新唐书·刘祎之传》所记更为简略:"父子翼,字小心,在隋为著作郎。峭直有行,尝面折僚友短,退无余訾。"(2)此外,《元和姓纂》"临淮刘氏"(3),新出《刘祎之墓志》(4)均不及子翼仕隋官职,     

南宋吕祖谦家族考补——以新出土墓志为中心

浙江金华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出土了17方墓志。这些墓志记载了吕氏家族的世系、婚姻、仕宦、成员生卒年等重要信息。就世系来说,墓志记载到"克"字辈,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对于婚姻、仕宦、死亡率而言,墓志记载了吕祖谦家族荫补入仕、生卒年、家族联姻、历任官职、死亡人数等情况,这些信息正史缺载,可补史之缺。因而墓志的出土对于研究吕氏家族相关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     

唐淮南大长公主墓志所反映的唐代历史问题

淮南大长公主墓志是目前发现的形体最大、铭文最长的一盒唐代公主墓志,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研究价值.本文在对淮南公主墓志考证的基础上,对墓志中记载的太平公主、唐睿宗李旦等重要历史人物及著名音乐家王长通的有关史事进行了梳理论证,对墓志所反映的武则天"以周代唐"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唐代的礼仪风俗、宗教活动、音乐文化等也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     

明故竹林张君偕配王氏合葬墓志铭考释

明故竹林张君偕配王氏合葬墓志铭是2014年11月新出土的墓志,志文记载了竹林张君的家世、生平、事迹。通过碑文解读及研究,发现和馆藏另外两方墓志有关联,为进一步研究墓志主人家族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关系以及武清明代人口流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北魏姬静墓志考释

姬静及姬静先祖不见于《魏书》《北史》等史籍,故姬静墓志可补史籍中有关北魏时期姬静家族记载之阙。姬静经历北镇之乱、河北之乱等重要历史事件,将其墓志与正史对校,可发现其对于进一步认识北魏后期统治者优待武人政策、中央与地方政局演变、尔朱荣势力发展、高欢安抚尔朱氏残余势力等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墓志的刊刻时间亦包含了复杂的政治背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明天启元年“程公东泉墓志”释读

墓志由墓碑演化而来,是记载死者生平事迹、家族关系、下葬时间及地点等相关信息的附葬品,一般镌刻于石。随着东汉后期烧造工艺成熟,人们"恐地变,虑山异,镌瓷石为墓志铭"[1]。唐代越瓷墓志已发现的有唐长庆三年(823)姚夫人墓志.     

西安市长安区新出唐《韦昶墓志》发微

2015年8月,在西安市长安区高望堆村北,发掘了唐咸通四年(863年)韦昶墓。据墓志记载可知,韦昶为唐顺宗永贞年间(805年)宰相韦执谊之子。墓志记载了韦昶的出身和历官、家族谱系、宅地葬地等内容,补充了史书对韦昶生平的记载,订补了唐宰相韦执谊一族的谱系,反映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对韦昶家族的影响。墓志中提及韦昶的宅地、葬地,为研究韦执谊等在长安的居住地和葬地,提供重要的线索。     

西安碑林藏明代宗室墓志综述

陕西出土的明代宗室墓志是研究明代陕西宗藩及地方史的重要史料。本文在对西安碑林所藏25方明代宗室墓志梳理和刊布的基础上,对陕西明代宗室墓志的特点做简要的考述,对墓志所涉主要人物世袭进行考证,以补文献记载明代秦藩世袭之缺。     

北京出土辽代李熙墓志考释

出土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路的辽统和初期的李熙墓志较详细地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和仕宦履历。根据墓志中较为清楚的官职分类,再结合其他同时期的相关墓志和史籍,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辽朝前期的职官设置情况。另外,对辽朝前期枢密院、钱帛司的设置,燕京命名的时间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北京出土明安平侯方锐墓志考释

1953年,北京朝阳区东大桥出土明代安平侯方锐墓志,墓志内容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方锐是明代中后期外戚中较为典型的人物,《明史》及《明实录》中关于其伯爵封号、册封原因有自相矛盾之处,结合墓志记载和其他史料可予以纠正。根据墓志内容与相关史籍的对比,可以对一些历史问题和人物关系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金朝墓志研究述论

正墓志出现于汉初,自魏晋以来开始盛行,后经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日渐重要。自新中国建立起,出土的墓志日益增多,墓志的形制及其所记载的内容也日益为学者所关注。由于金朝建立于部族制基础之上,政权建立前女真人文化水平较低,金朝建国后开始逐步推行汉化变革,提升了国家整体文化水平,而墓志也随着女真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和接受而最终进入金朝社会。学界对金朝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加之金朝统治时间较短,且多活跃于北方地区,因而出土的墓志远少于其他中原王朝,进而造成金朝墓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目前学者对金朝墓志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墓志铭文内容     

新见唐代文学家李华墓志考疏

新近发现的李华墓志是唐代重要文学家墓志,志主李华是中唐著名散文家、诗人,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一同出土的还有李华与夫人合葬墓志,将两方墓志与李华父亲李虚己墓志、长兄李万墓志、弟弟李苕墓志对照解读,可以补订李华的生卒年、家族世系和婚姻状况。墓志记载的李华生平事迹、临终场景以及文集编纂情况可与传世典籍相互校证,为研究李华的仕途沉沦、宗教信仰以及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史料。李华墓志撰写者刘迺、合葬志撰写者薛放,都是唐代官僚兼文学家,亦有助于揭示李华交往、姻亲关系之一隅。     

北宋石谔墓志文研究

北宋武臣之后石谔墓志现存于河南省新郑市博物馆,墓志系统记载了石谔的为官经历、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墓志文记载了石谔“引经传情”的司法理念,揭露了北宋中后期朝廷在司法方面存在的引例取旨、赦宥贪官等问题,展示了石谔作为刑部官员把自己惩治贪官、宽贷灾民、宽贷奴婢的主张化为朝廷政策的过程。其中“引经传情”的思想主张、宽贷奴婢的政策未见史书记载,值得重视。墓志文所载石谔任职地方的经历,反映了北宋社会黑恶势力犯罪猖獗、民众“善讼”“事巫诅”“子生不举”、路有遗骸等社会问题,揭示了石谔治理地方的才干和智慧。石谔墓志还可补充宋夏、宋辽交聘以及墓志撰者张叔夜史事之阙。     

常州市广成路明墓的清理

2004年常州市博物馆抢救性清理了一座明代夫妻合葬墓,出土了墓志铭、印符、金器等随葬品。男性墓主为毕宗贤,方志中有其记载,但与墓志略有出入。此墓志的发现可补方志之不足,对地方名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补释

辽宁省辽阳市出土的《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是一方非常重要的与辽金时期渤海遗民有关的墓志。墓志比较详细记载了渤海遗民张行愿家族情况,可补史之缺。但由于历史原因该墓志发现后不久就遗失了,《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全辽文》中都对该墓志有所介绍以及论述,但均有不足之处。根据辽阳博物馆馆藏墓志拓片并参考史书和其他相关墓志材料对《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进行尝试性补释。     

唐郑易墓志考略

郑易墓志是洛阳北邙山上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志主郑易出自荥阳郑氏,系中唐仕人。墓志完整记载了郑易的家族世系、婚宦、政绩及生平经历等情况,有助于中古时期荥阳郑氏家族研究。郑易由明经入仕,曾先后任幕府僚佐、州郡刺史、京都郎官。志文记录了郑易贞元年间在荆州的政府救荒中倡议并实施了工赈,弥补了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中唐时期的荒政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郑易在经学与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撰有《三传异同》十七卷,可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郑易墓志由外甥朝议郎、尚书刑部郎中李正辞撰文,其人也是当时工书擅文的仕人。     

唐王崇俊墓志铭读考

唐王崇俊墓志记载了安史之乱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是研究盛唐至中唐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及民族问题重要资料。本文通过相关史料的排比,对这些历史事件逐一作了考释。     

新见《唐潮州刺史韦楚望墓志》考释

唐潮州刺史韦楚望墓志,清晰地记载了志主的卒年、葬地、家族谱系等,可与传世史料互为印证且有所补益;又可和其它出土墓志一起,对京兆韦氏平齐公房韦师支系的世系亦有所补充。本文对墓志进行录文、标点,对志主及其先祖、兄弟及子嗣作了比较详细的考释,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和阙漏。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

2002年出土的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记载了北魏重要权势家族陇西李氏与荥阳郑氏之间的婚姻关系,涉及北魏后期一些重大史实;墓志的铭辞部分,更是北朝重要文人和史学家魏收所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文提供了墓志录文,并做了初步研究。     

从程怀信墓志铭看程氏家族在横海镇的割据

横海镇是唐王朝牵制河北三镇的重要力量,对唐后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程怀信墓志记载了程氏先祖情况、墓主的生平仕历和程氏割据横海镇的史实,对研究藩镇割据问题有重要意义。结合史籍和墓志的记载,在考证程氏家族世系的基础上,梳理横海镇设立的原因和经过,程氏家族在横海镇割据的历史过程以及程执恭（程权）结束在横海镇割据的历史原因,反映了大唐王朝对割据型藩镇的政策,纠正了史籍相关记载的诸多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