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名士郭泰

在东汉将近 2 0 0年的历史上 ,最具影响力的山西人物首推郭泰 ,被东汉朝野誉为“东国人伦”     

东汉伦理政治初探

伦理政治的迷失是新朝政权倏忽兴亡的重要原因.刘秀复汉的成功,与对儒家思想的借重是分不开的.儒家政治伦理作为东汉极力表彰的意识形态,享有崇高地位,并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伦理制衡既体现为东汉前期皇帝对治道和施政政策的主动调整,也体现在儒臣对朝廷决策和施政的约束和引导,从而发挥了一定的政治调节作用.东汉素来以朝廷表彰名节、士风高亢而彪炳中古史册,这构成该时期伦理控制的鲜明特征.东汉社会的伦理冲突,集中表现为清流士大夫捍卫德治传统、与黑暗势力的殊死斗争.     

漫话东汉“党锢之祸”

正东汉桓、灵帝时,许多士大夫、太学生由于评议朝政,被专权的宦官集团划为"党人",遭到了残酷打击与迫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这个事件发生在桓、灵二帝时期,时间跨度约十年,前后共两起三波。要说祸事的起因,还得从当时政治局势说起。自汉和帝起,东汉的朝政主要由外戚、宦官把持,两股势力犬牙交错,轮番专权。汉桓帝初期,朝政由外戚梁冀掌握,延熹二年(159年)梁氏被宦官单超等诛灭,政权落入     

论东汉的户籍问题

东汉的户籍问题,以往的争论多集中在依附民、宾客等的户籍是否纳入国家管理的问题上,且意见不一;而对宗室、王侯、官吏的户籍问题又极少论述。本文通过对东汉不同阶层人物户籍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1 东汉时期的依附民,仍是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2 东汉时期的宾客,身份是自由的,仍是国家的编户;3 东汉的奴婢是不入户籍的,奴婢一般作为主人的家赀登记在财产簿上,奴婢的地位在东汉有所提高;4 东汉宗室有特殊的户籍,主要是指宗室王侯五属内的亲属。五属外的刘氏宗族则著籍于当地,已经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了;5 东汉王侯的子孙,基本上著籍于封地;6 东汉官吏并没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官吏不管在何处做官,户籍基本上不变动,仍在原籍。     

论东汉隐士的母子关系

东汉时期的隐士并未完全脱离家庭而存在,相当一部分隐士仍旧保持着家庭生活,母子关系也成为了隐士们家庭生活中需要处理的重要关系。东汉的隐士往往以\"孝子\"形象示人,这不仅体现在对母亲的日常照料中,还表现在为母亲服丧守丧上。在处理继母子关系上,隐士的孝行更成为他们获取美名的重要因素。当隐士的母子关系与其他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发生冲突时,隐士们也往往会选择维护前者,母子关系甚至会影响到隐士的归隐。     

浅析东汉的私学与士人

东汉的士人多出于私学,东汉私学的兴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士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保证了朝廷人才的供应,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发展繁荣。私学不仅促进了士人数量的增加,而且维持了士人集团的稳定,另外私学也促进了士人政治影响的扩大。同时士人队伍的壮大,又推动了私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士人不仅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师资力量、以自己的精神和学识影响着私学,而且也为东汉私学的兴盛提供了经济支持。两者互相影响,形成了东汉时期私学和士人的独特关系。     

东汉光武帝“度田”再论——兼论东汉户口统计的真实性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光武帝刘秀度田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但事实上,光武帝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简论儒学在东汉的发展与传播

儒学在东汉得到很大发展。东汉初几位皇帝都好儒学,经过他们的重视与提倡,宫中形成了崇儒重教的风气。东汉地方官员也主动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儒学发展。东汉提倡聚众讲学,儒学大师们的授徒活动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重儒风气。     

西州与东汉政权的建立

随着汉武帝对西北的拓土与开发,最初指称西南的区域概念"西州"逐渐扩及西北之朔方、凉州,有时甚至专指西北。两汉之际西北移民增多,经济渐盛,地方豪族发展壮大,地方乡里认同和区域关系网初步形成,完成了从异域到旧疆的转变。隗嚣、窦融和卢芳三股西州割据势力,凭借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羌胡劲兵对东汉政权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边疆与中央的关系中,边疆并不完全是被动性的,亦有其主体性及主动选择的空间。     

论二十世纪前期滇东汉村最后的绅士阶层

传统的士绅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相应的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边陲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滇东汉村作为汉族村落的代表,传统的地方权力阶层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调和与近代政权的冲突,短暂是和平共处是中国近代乡村权力更迭的黎明之黑暗。     

东汉赗赙制度研究

赗赙制度作为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东汉时期的赗赙制度是在继承西汉时期的基础上完善形成的。除等级性和阶级性的特点更明显外,朝廷还明文规定了各级贵族、官吏卒后所“赙”之规格;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赐谥、赠官印制度,此外还对注重名节和精通儒学之“士”也施之以“赙礼”,扩大了官赙的范围,这当与东汉时期尊崇儒学、奖励名节的社会风俗相关。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东汉译经词语考释

东汉佛典在中古汉语和佛典语言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它“估曲聱牙”,比较难懂,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中有很多连《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佛光大辞典》等大型辞书都不载的俗语词、译词或者词语的意义．而且不经考释很难从字面便知其意义。本文在前彦时贤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中九个词语进行考释,以期对大型辞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材料。     

苏州冠鑫公司工地东汉墓的清理

苏州冠鑫公司工地东汉墓是目前苏州出土铜器最多的一座汉墓,为汉代冶炼工艺提供了新的资料。     

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亻单)的几个问题

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是我们所知道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乡里民约。约束文透露出了当时的乡里社会同其前后相比自有其特殊性的信息。国家政府必须依赖和通过父老者流的民间社会领袖人物来确立一种乡村社会秩序,国家政权虽然通过行政组织控制着乡村,然乡里实具有半自治的性质。     

一件东汉时期铜鼓的分析与保护研究

本文对一件东汉时期铜鼓的保存状况和病害进行了初步调查,并采用金相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XRF)、X-射线衍射仪(XRD)等仪器分析了铜鼓本体材质及其腐蚀产物。结果表明,该铜鼓本体材质为典型的铜锡铅三元合金,推测为泥范法铸造:铜鼓锈蚀产物主要是孔雀石,此外夹杂有针铁矿和石英。根据检测结果,结合局部实验效果,对铜鼓采取了表面清理、脱盐清洗、缓蚀、封护等针对性的保护处理措施。历经三年多沿海地区馆藏环境的考验,铜鼓保存状况稳定。     

汉代音律学文献资料中的两个问题

<淮南子>中的律值与三分损益法计算值有明显差异,明代音律学家朱载堉认为是按平均律推算的结果,这种可能性虽不能排除,但更有可能是在按三分损益法推算的过程中舍去尾数所带来的误差造成的.<后汉书·律历志>中给出的全部六十音律长度值,是严格按三分损益法推算出来的,这里集中使用了一套余数词,文章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可为相关文献的校订提供参考依据.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代的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既有其核心的内容,又有在不同历史阶段多样的表现,研究者应当从历史进程中深入探讨民族精神的提升和发展.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汉朝是一个富有活力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研究这个问题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其中较为突出的三项是:一,汉代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创造力,显著地表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各方面有作为的人物大量涌现.二,汉代政论家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引义慷慨",勇于建言,毫无忌讳地对重大问题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三,汉代人物如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建构的学说体系,撰写的宏文典册,为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     

建武十六年前东汉货币铸造考

这是一个在钱币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这一年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后汉书·马援传》对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