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室贵族谥号考

清代将皇族按支系远近分为宗室和觉罗,对宗室实行特殊的封爵制度。中国古代,贵族死后,按其生前事迹,由朝廷评定一个称号叫做谥号或谥法,清人关后亦继承了这一传统。本即根据清代皇族家谱——“玉牒”的记载,对清代宗室贵族的谥法做一简要介绍。     

明代政界的地域性从政限制

(一) 《万历会典》在支部选官和吏役参拨项下,记录了洪武26年奏准的两款特殊的规定:“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户部吏不许用江浙苏松人。”这两项规定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按明代选官规定的回避制度,基本有两种:一种为“内外官以亲属回避”。一种为某些官员于本籍任官的回避。此外明代的选官制度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回避规定,如王府亲戚不许选京官,     

清代“玉牒”探析

皇帝家族的家谱称做“玉牒”,清代“玉牒”记载翔实,装帧华丽,是我国唯一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家谱”。清代“玉牒”详尽地反映了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人口繁衍等方面的内容。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和发掘“玉牒”的史料价值,本文从清代“玉牒”的纂修、宗室“玉牒”、觉罗“玉牒”三个方面作一略述,并简要加以分析,以供史学界参考和借鉴。     

试析清代前期的科举回避制度

科举回避问题以前很少有人系统研究,此论述了清代前期的科举回避制度的演变和相关问题,从地区回避、亲族回避和工作回避三个方面分析了清代科举回避的历史特点,指出它在防止科举舞弊中的作用。     

硃批奏折之由来及其他

清代内外臣工的奏折,经皇帝用硃砂红笔批注之后,谓之硃批奏折,是清代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下的特殊产物。 一、硃批奏折的形成及其演变 清初,袭用明代的奏本制度,规定:“一切钱谷、刑名、兵丁、马匹、地方民务所关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用印具题;本身私事,俱用奏本,虽有印之官,亦不准用印。”(《内阁》·兵科题本)在《钦定大清会典     

论清前期官员的任职地方回避制度

清代前期,统治为了整顿吏治、巩固皇权,制定并推行了严密的回避制度,清前期的回避制度十分庞杂,此从历史特点和历史局限两个方面对清代前期官员任职地区回避制度进一步作出了理论的概括和评价,通过考证纠正了古人的某些错误记录,并对今人的某些诠释提出了商榷。     

从授官到应举——以北宋宗室召试制度为中心

北宋前期宗子由国家赐名授官,熙宁二年(1069)宗室改革始允许宗子应举得官。期间召试制度的出现,既是国家督促宗子向学的激励手段,也是由赐名授官走向应举得官的制度过渡。宗室召试始于仁宗朝,至仁宗朝后期基本定型。学习优秀的宗子通过召试获得官阶迁转奖励,这刺激了宗子的文化学习,也反映出宗子争取考试权利以寻求个人出路的努力和要求。此后随着宗子文化素养不断提升,出现"宗室士大夫"群体,成为宋代宗室的杰出代表。     

觉罗崇恩与《香南居士集》

在清代满族诗歌史上,觉罗舒敏及其子觉罗崇恩、其孙觉罗廷奭、觉罗廷拥,祖孙三代都是诗人,都有诗集传世,而且诗歌成就突出。清代制度,称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什的直系子孙为宗室,即“黄带子”,对其叔伯兄弟的旁系子孙则称为觉罗,因以系红色带子为标志,故称“红带子”。     

宋代南外宗正司入泉与海上丝绸之路

宗室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在古代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群体。宋朝对宗室的管理十分重视．除修撰玉牒．“国初．宗室尚少,隶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以宗室众多,特置大宗正司。”并且严格规定宗室不得私自移往他处居住．到了“熙丰间．始许居于外”．此后又以宗室出居外州人数众多．遂于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河南商丘）。西外宗正司于西京（河南洛阳）,这些在外的宗人主要是皇族的袒免亲。袒免亲又称“无服亲”．     

西汉“齐三服官”辨正

西汉时有官营手工业机构“齐三服官”。对于所谓“三服官”,或理解为“三服之官”,主管织作“三服”(首服、冬服、夏服),或理解为有“服官”三所,与“三工官”相同。分析相关历史现象,可以推知后一种意见应当更接近历史真实。     

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

清代榷关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税收 ,而税收的核心内容就是“额税”的确定 ;“额税”的确定始于明朝的钞关。清朝统治者在对明代钞关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中 ,首要任务就是对明末钞关“额税”重新核定以及对清代新增榷关额税的确定。本文考察的清代榷关的“额税”专指作为其正项收入的正额和盈余两部分。     

清代伊克昭盟南部“禁留地”新探

"禁留地"是清代伊克昭盟南部、陕北明长城以北,由政策和制度所规定的一块东西长二千余里、南北宽五十里的长条形禁地。其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完整、成熟的"禁留地"概念出现在清道光年间,是汉地文献对该地域历史发展的单方面书写。"禁留地"的"国家公地"性质,是我们研究该地域人地关系演变的逻辑起点。     

南宋宗室科举制度探析

南宋科举制下宗室考试有四种方法,有官锁应与无官应举是宗室子弟经科举步入仕途的最主要途径;宗子取应试是针对皇族的一种推恩考试,类似于文、武举特奏名;而宗子量试则属于出官考试,非科举考试。南宋宗室科举是在熙宁二年《宗室法》基础上发展起来,宗子享有别试别取的特权。随着科举取士逐步向宗室权贵阶层倾斜,一定程度上损及平民举子的利益,但这种负面影响不应被过度解读。宗室科举作为宋代宗室平民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使大量皇室后裔开始融入社会,步入官僚队伍,推动了宗室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

《管子》书中的“幼官”本指祭官,“幼官图”就是为官方四时祭祀及相关生产、政教活动而绘制的图式。《幼官》和《幼官图》是四时节令制度与五行学说相结合的产物,即所谓“播阴阳五行于四时”。综合考察《管子》书中的时令诸篇及其他载籍中的时令文献,可以考见古代四时节气制度的变化。     

清代的地方行政与幕友人事制度的形成

汉代的幕府制度发展到清代,成为特殊的幕友人事制度。清以前的幕职,一般是国家正式官职。清代的幕友,却是地方主管官按照“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自行聘请的私人秘书与私人顾问。官与幕是平等而紧密的宾主或朋友关系。主管官对幕友隆礼厚遇。幕友的报酬是主管官私人定期奉送的束修。清代幕友主要有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种类。他们的工作包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行政事务。但到鸦片战争后,“其所司之事,当以治文书章奏、司粮们军需及领水陆兵勇为三大要端”。①幕友可以通过主管官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们不对自己的行为负…     

清代甘肃纸币研究

一、清代甘肃纸币的产生与发展清代在甘肃流通的纸币有三类:一是清政府强制发行的不兑现的纸币,二是民间早已发行的纸币;三是清末甘肃官办金融机构,包括咸丰年间的官钱铺和光绪年间的官银钱局发行的兑换券。后两者属于信用货币范畴。为叙述方便,将其统称为甘肃纸币。清政府于顺治八年至十八年,曾仿明钞形制发行自十文至一贯的钞贯,发行数额少,流通时间短。顺治钞贯的具体情况已无从考查。其后近二百年都未发行官方纸币。但民间纸币早已流通市面。就甘肃而言,嘉道以前,“高利贷者开设的当铺、钱庄遍布全省各地”。乾隆时,仅武威县、古浪县、镇番县、肃地的当铺就达459座之多。而且清政府对私营庄号发行银钱票,采取不干涉,听其自然的态度。道光年间,陕甘总督瑚松额奏称甘肃钱票既无流弊,主张“仍循其旧”。新发现的道光年间流通的“古庆阳新寨店新成号钱票”就是民间早有纸币流通的实物证据,从中可以看出早期民间私钞的形制特点,对于研究清代甘肃纸币提供了     

再议唐“十王宅制”

“十王宅制”的施行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中的一个分水岭。从太宗朝始,近支宗室基本遵循赐宅、开府与就藩为主要标志的出阁制度,这不仅宣示诸王脱离宫廷生活后自立,也是他们承担宗室责任、屏藩王朝的开始。玄宗创建“十王宅制”后,以聚居、虚开府和遥领为主要标志的不出阁制,成为近支宗室管理制度的主流。“十王宅制”阻隔了玄宗子孙后代与外界的联系,使之丧失了自卫和卫国的能力,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地位、婚姻、教育、生活,乃至引发皇位继承、国家治理方面的连锁变动。这一制度固然是玄宗扩充皇权后的产物,也是宗室这一特殊群体与国家体制无法相融的表现。     

清代“北五省”与“南五省”地理概念探源

“北五省”与“南五省”两词在清代史料中偶有记载,关注者寥寥,少有专门研究。“北五省”当源自“北皿”,“南五省”则来自“南皿”,北皿、南皿所辖省份分别于康熙年间、乾隆六年的最终定型,为“北五省”“南五省”两词在官修史料之出现提供制度依托。两词因科举而生,亦因之而废。随着晚清废科举,南北分闱不复存在,“北五省”与“南五省”亦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宋代馆职的名实与职任

宋代馆职从职能上可以分为狭义的馆职与贴职两大系列。狭义的馆职是有具体职事的馆阁官，贴职则系由他官兼领的职名。馆阁职事官的员数主要依需要而定，贴职则没有具体规定。专职的馆阁官有校书、修书等“职业”及轮直制度，其他或兼领馆务，或带职外任。元丰五年崇院并入秘书省，原有馆职与贴职作为职事官与寄禄官的关系发生转换，但馆阁的职能并未改变。     

孙吴陵墓制度新探

孙吴陵墓主要分布在五个地点,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苏州虎丘、南京上坊和安徽马鞍山采石,以及长江中游的湖北鄂州、武汉。下游与中游地区在陵墓制度上存在不同的特征。下游墓区内,从受制于汉魏制度到自成体系,宗室墓与非宗室墓之间产生了相对清晰的等级区分;随葬品则以世俗化、思想内涵杂糅为特点,同时也有通过“复古”来加强礼制建设的迹象。中游墓区内,对下游的等级体系僭越明显,在随葬品方面使用青瓷院落作为宗室礼制标识,又由于中上层文化的断裂产生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新兴镇墓组合。中、下游陵墓区对立的历史根源主要在于陵墓制度受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