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第周的治学为人之道

思想要奔放 工作要严密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天津出差,惊奇地发现在某家企业的一面墙上赫然写着“思想要奔放 工作要严密”两行大字,落款是我的父亲童第周。当时行程仓促,匆匆把它抄了下来(当时我尚未见     

大家风范——记俞平伯先生

补天虚愿恨悠悠1972年底,我奉人民文学出版社音乐组(即人民音乐出版社)之调,从团泊洼干校回到北京,为使专业对口,经领导协商,转入古典文学编辑部(室)。当时书稿不多,所以一部稿件要经几个人过目,我也就跟着打转。翌年年初,上方指令人文社出版戚本、甲戌本《红楼梦》,并选编出版《红楼梦》研究资料。这样,工作也就忙了起来,必须分工负责。我承担收集和选编资料的任务。1973年1月26日,编辑部传阅当时中央领导人关于俞平伯、李希凡、周汝昌的评红著作的批示,1月22日江青批曰:“大字本     

游园记

<正>园博园中，古色古香的墙上斜出一枝新绿，好似羞涩的邀请函，邀我去观赏墙后的美景。随着视线的转移，我抬头望去，三个大字“南京园”映入眼帘。脚下的青苔石阶，旁有绿竹、红叶映衬，显得自然而不失典雅情味。石阶尽头是一圆形拱门，旁衬雕镂精美的窗户，形状规则，这便是平常所说的“轴对称”园林吧！带着更多的对于“南京园”的好奇，我沿着石阶而下，穿过拱门。     

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

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刘修明“大字本”古籍是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５年６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①，共８６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     

推荐一本资料丰富的好书——《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

最近我读到了一本好书，这就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1999年4月第2次印刷的司马东去著的《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读后认为，这是“文革”研究者必读的一本书，是对一般读者大有裨益的书，因此郑重向诸位读者推荐。     

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工作之余,都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找资料,恰逢徐庆全也在那儿访问,为他的有关丁玲的新书做资料补充和修改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丁玲,谈论围绕丁玲的风风雨雨。不久我就读到庆全的书稿《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立时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创意,有深度,以新的视角考察“丁陈公案”的学术著作。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此书,庆全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虽应之,却也惶然,实在是因为丁玲的人生经历太复杂,围绕丁玲的一切也太复杂,不由得勾起我对自己“认识”丁玲的历史的回顾。     

苍劲古拙见精神——张万庆书法艺术欣赏

苍劲古拙见精神———张万庆书法艺术欣赏文／牛冠力栏目主持人：弋佑君每当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夕阳红”节目时，我就想到了张万庆。这，不为别的，就为了他那笔力雄健、气度浑厚、苍劲古拙的“夕阳红”三个大字。这三个字正是出自他的手笔。这三个大字，可以说是张万...     

回忆《红太阳照亮安源山》出版始末

<正>20世纪60年代中，上海公开出版发行了诗歌集《红太阳照亮安源山》。全书绸布面烫金精装，版权页上注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上海“文化革命”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196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这是“文革”中公开出版发行的全国第一本诗集。当年，我参与了这本书的组稿和编辑工作，也是诗集作者之一。诗集出版后，拿到了一本样书，至今置于书柜中，每每看到，不由忆起当年围绕这本书编辑出版的点滴。     

解放凉山纪略

1953年2月，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山城重庆满天的大雾，天气冷得出奇。我的三个孩子缠着要我带他们去“丘三馆”吃麻辣豆腐。那时我刚从贵州军区回来，很想整理一下我在四十九师授闯训练情况的材料，准备给贺老总（贺龙）汇报，本不想上街，但因我离家数年，如今刚回到重庆，又逢春节将到，孩子们长久未见到爸爸，盼望带他们去玩玩，我怎能排他们的意呢。于是我放下手中的材料，蹲下身去抱起小儿子西进，亲了亲他：“孩子们，走，今天不工作了，领你们到街上玩玩去。”我这话既是说给孩子听，也是说给孩子的妈妈李忠听，因为她这些年来由…     

从书法艺术谈榜书

榜书本作牓书,也叫“擘窠书”。世俗谓之大字。汉肖何以《苍龙》、《白虎》题两阙,或为见诸官府之嚆矢。古之大字存于纸帛者极少,大多刻寄于碑碣石壁。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云:“缘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后遂通称大字为擘窠书。南北朝时期,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姓名》谓:“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之,使就榜书之。”“诞”,三国时书家韦诞,字仲将,擅楷,故榜书之榜又作“牓”。“榜”本指牌额、布告,故榜书义即写牌额布告之字,皆要求写较大之字,故大字     

让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介绍最近出版之三本“南京大屠杀”画册及研究成果

让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介绍最近出版之三本“南京大屠杀”画册及研究成果［美］吴天威一年来，有三本“南京大屠杀”画册问世，都是为纪念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一方面庆祝抗战胜利，另一方面提醒我同胞勿忘死难同胞和“南京大屠杀”这个国耻。首先是由吉林人...     

稀有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早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笔者就得知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大字木刻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作了批注。后来,笔者又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同年7月出版了一本相同书名的诗词集。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寻觅这两本册子（以下简称为人文版《十九首》、文物版《十九首》）,可惜无缘相识。最近,在一位朋友的鼎力襄助下,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它们。同时还见到了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以下简称为文物版《二十一首》）。真是大喜过望。     

《生活留言》、《无声岁月》摄影集读后感

阎新法是在山窝里长大的，自从来到省会郑州，便与我同在河南博物院工作。我知道他摄影技术很好，不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在河南省摄影界小有名气。最近他出版了两本摄影集，一本是《生活留言》，一本是《无声岁月》，读后使我惊喜万分。我不大懂得艺术，对摄影艺术更是外行，缺乏审美的艺术水平。可是小阎的两本摄影集，我反复看，真的还被吸引住了，感触甚多。《生活留言》一集，全是农村题材，一下把我的思绪引到５０年前的往事中去。旧社会农村长大的我，看到这个集子，心情激荡，格外亲切。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     

遗爱存珍蕴至情

我幼时性顽好动，兴趣多变，常招家中长辈呵斥；祖父却认为系出儿童天性，不必横加指责，应善加疏导，引兴趣于正事。祖父常于课弟子时命我侍于左右，或助研墨牵纸，或要求认真听讲解“永”字八法笔意。稍长，备羊毫对笔、墨碗，授东颜书《大字麻姑山仙坛记》帖，令习大字，规定每课必须完成一定数额。每课后，必抽时用朱笔认真批改，指出错误，指导正确书写方法。我不能静心临帖，     

标点本《清史稿》出版说明小议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清史稿》,在书前所附的编辑部《出版说明》中,对《清史稿》一书的价值和存在问题作了简要评述,并介绍了这部书稿的编写、出版经过及其三种主要版本间的异同,对读者很有帮助。但是,《出版说明》把《清史稿》的三种主要版本分别称之为“关外一次本”、“关内本”、“关外二次本”。我认为并不妥当。因为,这很容易使不了解事实真象的广大读者得出错误的印象,似乎《清史稿》曾在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印行过两次,所以有“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之分。实际上,正如《出版说明》本身已经交代清楚的那样,《清史稿》在关外只印行过一次,那就是《出版说明》中称为“关外二次本”的。而被《出版说明》称为“关外一次本”的《清史稿》,实际上仍然是在     

无尽的思念——忆白寿彝师的教诲

195 5年秋 ,我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 ,白寿彝先生当时任系主任 ,从此在先生的领导和指导下学习 ;毕业工作后有时回校向老师请教 ,近 2 0年又在老师直接领导下从事回族史工作 ,直到老师逝世 ,时间长达 45年。蚂蚁找食　蜜蜂采蜜1 95 6年上半年 ,即我入学后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 ,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五四”青年节晚上 ,学校操场搭起高高的架子 ,上有用松枝编成的“向科学进军”5个大字。新团员入团宣誓后 ,全场灯光熄灭 ,5个大字点燃 ,在夜空中燃烧 ,十分醒目。适应这种形势或在这种大背景下 ,老师不断讲治学道理和方法 ,指导青年…     

就这样,我爱上了梁思成

1953年我调到清华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 小组绘图。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的前夫程应铨被划为右派,我不得 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最后我决定离开他。尽管如 此,我的工作还是受到影响,我被调离系秘书的岗位,去从事资料 工作。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 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 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     

淘书记趣

1974年正是“文革”进入第8个年头之际,虽然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且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但中国书店还是悄悄地开放了。前门和西单的中国书店主要卖解放后出版的旧书,而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尚卖解放前出版的旧书和新书。所谓的旧书主要是科技类和考古学方面的,文学类的则没有全面放开。我那时刚调回北京工作,一个月只挣40多元,但书的定价也相对便宜,中华书局标点本的新书《史记》也不过10元多一点。而像《陶说》、《陶雅》等旧书,才几角钱。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书店开放的旧书逐渐增多了。我那时一直在工厂上班,三班倒,除了白班没时间,中班和夜班都有空余时间去中国书店淘书。虽然书价不贵,但工资也着实可怜,除了吃饭以外的零花钱,我几平都交给了中国书店。工夫不负苦心人,     

1965年我在西藏采访

1965年开春,民族画报社从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获悉,为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要出版一本画集,并请毛泽东主席题写了书名：“西藏自治区画集”。画报社派张冠嵘、扎西尼玛和我3人,立即赶赴西藏进行照片筹集和采访、拍摄工作,准备在当年9月自治区成立时出版。     

错当地主二十年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 ,未曾遗忘却也淡化了 ,我以平静的心情来追述这段历史。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上午 ,我坐在阶梯式大教室里认真听教授讲课。班长顾康祖突然跑到我的座位面前 ,神情严肃地说 :“叶宗轼 ,学生科赵科长要你去一趟。”我诧异地问 :“等下课吧？”他说 :“不 ,马上就去。”我就读的学校当时叫浙江师范学院。学生科科长赵益生我是认识的 ,因为我是调干生 ,教了七年书再上大学 ;更因为我是带着“青年作家”头衔来的 ,入学不到两年就在各大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 ,还出版了三本儿童读物 ,很有点儿小名气 ,赵科长曾经光临我们寝室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