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

周人举行郊天礼时要以祖配天而祭。周代祭天的最高祀典就是郊天礼,举行郊天礼时以始祖后稷配祭,这是周人祭天礼的常制,然亦不只是以后稷配祭。文献中还有所谓祭之礼,实为宗庙祭礼,与周人郊天配祖的制度无关。     

关于周代郊天的地点、时间与用牲——与张鹤泉同志商榷

读张鹤泉同志的《周代郊天之祭初探》一文(以下简称《初探》,见《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颇受教益。但该文对于周代举行郊天礼的地点、时间与用牲的说法,我们不敢苟同。下面提出一些个人的浅见,与张鹤泉同志商榷。关于周代举行郊礼的地点《初探》认为周代郊祀“具有明确的地点”。《初探》说:“周代的郊祀一般是在周都城的南郊举行。在郊中,专门有为祭天而设的坛场。”并认为这“坛场”就是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初步研究

综合对比平面形状、堆积状况、文物埋藏与保存状况等几方面的特征,目前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可分为六大类六个等级,年代从二里头四期延续至西周晚期,以中商至西周早期较为集中。除等级最高的三星堆祭祀区一至四号坑、七号坑及八号坑为祭祀器物掩埋坑外,其余祭祀遗存均为祭祀坑。结合《左传》等文献记载可知,古蜀地区的祭祀大体可分都城祭祀和地方祭祀。“四时之祭”“禘祭”等由统治阶层主持的祭祀活动只在都城举行,其祭祀等级也相应较高,除此之外,在都城内城墙内侧等地还举行等级相对较低的祭祀活动。地方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在都城郊野举行的“郊祭”,在国之边界区域的高山和河岸举办的“望祭”,以及其他普通祭祀活动。“郊祭”“望祭”等级低于“四时之祭”和“禘祭”,其他的普通祭祀活动等级最低。只有“四时之祭”“禘祭”是固定在宗庙中举行,其余祭祀活动没有固定的举行场所。     

祗园祭

日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祭祀,北方没有南方有,没有大的有小的。在这数以千计的祭祀里,东京的神田祭、京都的祗园祭、大阪的天神祭,被称为日本的三大祭祀。而祗园祭,以其传统之深,规模之大、色彩之豪华,被誉为日本最大的祭祀。京都一到七月,天气一天天地热起来,祗园祭的气氛也一天天地浓起来。广播里讲,报纸上报,街头巷尾在谈论,而最有气氛的还是停在大街小巷的“祗园山     

周代祼礼的新证据——介绍震旦艺术博物馆新藏的两件战国玉瓒

祼是周代祭祀中的重要仪节, 而圭瓒和璋瓒则是行祼祭时所必备的礼器。本文首先分析了周代的祼祭之祼和祼飨之祼, 认为以鬯祼地和以醴祼宾分别是祼祭和祼飨中的正献。本文又以震旦艺术博物馆新藏的两件战国玉瓒为契机, 探讨了商周时期瓒类器物的形制和功能, 着重指出文献所载的圭瓒和璋瓒可能是就其柄部形制而非柄部质料而言的。     

周代裸礼的新证据 --介绍震旦艺术博物馆新藏的两件战国玉瓒

裸是周代祭祀中的重要仪节,而圭瓒和璋瓒则是行祼祭时所必备的礼器.本文首先分析了周代的裸祭之裸和祼飨之裸,认为以鬯祼地和以醴祼宾分别是裸祭和裸飨中的正献.本文又以震旦艺术博物馆新藏的两件战国玉瓒为契机,探讨了商周时期瓒类器物的形制和功能,着重指出文献所载的圭瓒和璋瓒可能是就其柄部形制而非柄部质料而言的.     

金代方丘之祭考述

在我国古代国家礼制中,皇家祭祀礼仪的主要对象是天、地、人(祖神),祭地大典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典仪。"方丘"是古代祭皇地祇之坛,方丘之祭是国家祭地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项,属于五礼中吉礼(祭礼)的范畴。金朝承袭了中原地区的王朝祭礼,形成了兼具继承性和变革性的本朝方丘祭皇地祇之礼。笔者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并纠正了《大金集礼》中有关方丘祭礼史料的错误,继而对金代的北郊方丘之祭进行具体考述。     

从《诗经》看周代祭祀时的饮酒者

从《诗经》看周代祭祀时的饮酒者赵东玉《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至为明确地表述了祭祀在周代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大量文献材料,我们又知：祭祀的主要供品是食物与酒类,分别盛于青铜礼器的食器与酒器中。而考古学者又指出：＂青铜礼器中除食器之外酒...     

试释战国竹简中的“薦”字并论周代的薦祭

近年出土的战国竹简文字中多见字,它是薦字的异体。这个字的考析,不仅对于认识许多简文的确切意义有作用,而且还可以对于周代的薦(荐)祭有新的认识。周代的薦可以是祭礼中的一个仪节,也可以是独立的一种祭礼名称。简文薦字的考释为认识商周时代的薦(荐)祭提供新材料,使我们能够窥见当时人们祭祀观念之一斑。     

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

西汉末年郊祀制初创,遍布全国的祠时祭祀被罢废,国家祭祀格局在空间上剧烈收缩,作为国家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随之发生变革。本文关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束汉国家山川祭祀,将之分为“岳渎之祭”与“郡国山川祭祀”两类,以石刻史料为中心,探讨束汉山川祭祀的仪制、性质与分层。在东汉,国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山川祭祀都进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时,国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个山川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退向边缘,地方色彩渐趋浓厚。山川祭祀随整个国家祭祀格局的变迁,摆脱了先秦遗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泰山祭祀及其宗教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泰山祭祀是作为一种国家礼仪来看待的,每每有礼,大都是一代帝王亲自执事。特别是封禅之祭,是"旷世"之大典,为任何一个帝王所想往。     

泰山碧霞元君祭：从民间祭祀到国家祭祀—以清代“四月十八日遣祭”为中心

泰山为碧霞元君信仰之祖庭,其祭祀活动最初兴于民间,随着其影响增大,明代开始出现皇帝派遣宦官诣泰山祭祀元君的事例。至清代将这种致祭制度化,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起,清廷定期于每年之四月十八日遣大臣赴泰山致祭碧霞祠,其制度一直延续至清亡方告中止。考察这一礼制,有助于探明碧霞元君从民间信仰到国家祭祀的历史进程。     

商代的拜祭与御祭

一商代的拜祭二商代的御祭商代崇尚鬼神,祭祀频繁。《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根据殷墟甲骨刻辞的记载,商代的重要祀典除岁祭外,还有拜祭与御祭,二     

关于殷墟卜辞的肜祭

商周是前后相接的两个朝代。有关周代的礼仪制度在古代典籍中有详细的记载,商代礼制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即已慨叹其不足徵。从考古与文献资料我们知道商周制度多有继承,本文试图在以往有关殷墟甲骨卜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周代礼制的相关内容,对殷卜辞中商代周祭肜祭的仪节、仪法做一次较为系统的考察。卜辞肜祭是商王室的宗庙常祭,文中尝试论证了卜辞“肜夕”、“肜日”、“肜龠”都是肜祭的相关仪节,并与周礼所载天子、诸侯的宗庙时祭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去探求商代礼制的有关内容。鉴于以往学者对卜辞周祭三类五种祭祀内容的限定过于狭窄,本文尝试放宽相关卜辞的范围,凡与周祭有关的资料都依内容做出归纳,并讨论其在周祭中所处的位置,以期对商代祭礼的了解有所补益。     

辽代皇帝祭祀先祖行为分析

依据《辽史》记载,对辽代皇帝祭祀先祖的行为进行统计,包括辽历代皇帝谒陵、祭庙、奉安石像等行为。辽代为死去的帝后设殿,各有其名,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该帝(后)之庙,故此辽代皇帝谒某殿、至享于某殿、拜御容于某殿,均属于其祭祀先祖的行为,也一并进行统计。通过对辽代统治者进行此类行为的频次、对象、间隔时间等方面情况进行梳理,从而试图对影响辽代先祖祭祀活动诸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同时通过统计,对辽代先祖祭祀中,庙祭与墓祭的地位差别,以及先祖祭祀与祭山、祭水等行为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考察。     

我国史前祭祀遗迹初探

史前祭祀遗迹在史前考古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本文通过对史前祭祀遗迹的综合考察,试图将常见的祭祀形式划分为4类：1．“坛”祭;2．“(土单)”祭;3．“坎”祭;4．“庙”祭。我们认为,史前先民根据不同的祭祀对象和目的,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的祭祀形式,并且不同祭祀形式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原始宗教思想。     

试论先秦农业祭祀

农业祭祀作为自然崇拜的高级形态,兴起于原始农耕成为人们衣食主要来源之后.中国以农立国,古人对天体天象、大地山川甚或自然百物的崇拜也往往围绕农业祭祀来进行.在农业祭祀中,祭祀社稷是其一大项目.祭祀社稷用血祭,即当场“披砾牲以祭”,至春秋时,除用牲畜,也用人祭.社稷之神在原始宗教最初指土地和谷物之魂,后来在阶级社会中逐渐升华为人格化的神,并与传说中的氏族英雄祖先合为一体.私有制的发展,社稷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和同义词,于是以土地神、地主神代替社神的土地崇拜,先农代替谷神的崇拜.     

“三望”蠡测

“三望”一词不见于其他文献,仅《春秋》中有三次记载: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犹三望”。古人对“三望”有三种解释。《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释云:“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犹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书?讥不郊而望祭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郑玄之言:“望者,祭山川之名。……鲁地三望,谓淮、海、岱也。”杜预沿用贾逵、服虔之说:“三望,分野之…     

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

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是日本古代国家神祇祭祀体系中的与疫病有关的祭祀。本文主要是分析这三个祭祀中蕴含的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镇花祭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神作祟"观念,道飨祭是一个混合了中日两种文化因素的祭祀,一方面其思想依据是鬼魅、特别是中国的疫鬼观念;另一方面,道飨祭对于鬼魅的态度并非中国式的暴力威胁,而依然采取日本原有对待神的恭敬态度。疫神祭中的"疫神"则是把中国的疫鬼改造为日本式的"神",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信仰的话语体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疫病祭祀的角度对三个祭祀进行整体把握,发现道飨祭和疫神祭的鬼神观念均来源于中国的"疫鬼",以及日本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的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     

殷人祭“出入日”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殷人祭“出入日”并不单纯是宗教祭祀活动,同时也是测日影、定四方、判知四时的一项科学实验活动,是早期观象授时的一项内容。关于这一论点本人曾著文有所论证,但是对于殷人的观象授时在文化上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问题,还是有待继续探讨的。怎样认识卜辞中有关祭祀出日与入日的材料?我们认为,必须注意到出日、入日是对太阳周日视运动中一个特定时刻、特定位置,又是与之相联系的特定现象;同时还要注意到出日与入日之祭不是两天进行,而是必须在同一日内完成。这是对“出入日”基本特点的认识,而且经过对卜辞材料的核实也确实如此。日出与日入本来是人类认识宇宙空间最简易的依据,但是如果只简单地以太阳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