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

分布于我国境内的众多高句丽墓葬,总体上可分为积石墓和封土石室墓两大类。大型的封土石室墓,不仅规模大,而且室内多绘有壁画。大量的中小型封土石室墓,石室与墓道合成的平面多为刀形和铲形,墓顶结构有平盖顶、叠涩顶和抹角顶不等。连云港地区发现的唐代封土石室墓与此相似,其墓主人,在以往推测为百济移民或新罗移民的同时,高句丽移民也要考虑在内。     

集安市太王镇新红村一座高句丽阶坛积石圹室墓(M28)的发掘

M28为高句丽大型阶坛积石圹室墓,墓葬共有四级阶坛,仅北壁阶坛保存完整,东、西、南壁的一部分阶坛石已经不见。阶坛石以较为规整的花岗岩为主,石头大小按级递减。封石多为自然形成的石块,大小不一。圹室构筑于墓葬中部,近方形,边长3米左右。墓葬出土遗物较少,在圹室内部发现少量残陶片以及13件动物骨骼残段。结合以往发现,推测其年代为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     

集安禹山540号墓清理报告

2003年,作为集安市高句丽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疑似王陵项目之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东南部的JYM0540号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确认墓葬为一座至少存在5级阶坛的阶坛圹室积石墓,墓顶构筑有宽大的圹室,圹室南侧筑有东、西耳室,并在墓葬圹室内发现烧成木炭的木椁残迹,在圹室和东耳室室内发现较多的随葬品.以往有研究认为此墓为高句丽第十八代王"故国壤王"王陵,墓葬报告的发表必将为高句丽王陵的研究提供一批崭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集安麻线安子沟高句丽墓葬调查与清理

安子沟高句丽墓葬位于洞沟古墓群西端坡地上。1999年7月发掘墓葬3座,其中2座保存较好。M401为阶坛石圹积石墓,平面呈长方形,墓葬南部为四级阶坛,顶部有石圹3个,圹内出有棺钉、棺环、金耳饰等。M402为封土石室墓,墓室呈铲形,墓底平铺小石块,墓内出土人头骨1个,陶罐1件。     

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

一高句丽制陶工艺的情况,过去未见专门研究和报道,这主要是因为高句丽陶器出土数量不多,资料零散。近年来,集安县境内陆续出土了一批高句丽时期的陶器和陶片,其中多数出土地点明确,系出自高句丽墓葬和遗址,也有一部分征集品。由于这批资料     

高句丽石室墓的起源与发展阶段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活跃于东北亚的高句丽民族以重视坟墓的营造闻名,时至今日留下数以万计的石构墓葬。20世纪的大量发现和研究表明．4世纪左右石室墓开始在高句丽兴起,逐步取代积石石圹墓。目前国内外关于高句丽石室墓的研究还未脱离编年阶段,一般多是直接从墓葬形制、壁画内容、随葬品人手探讨一定地域墓葬的分期与年代问题,而对高句丽石率墓起源及整体演进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一些论著对此有所涉猎,但或限于材料或同于视角,尚未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本文无意对这些论著进行伞面评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四十多年前杨泓先生提出的合理思路近来在姜贤淑等人的论文中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江苏镇江大港龙泉村西汉墓地发掘简报

2012年,镇江博物馆在镇江市大港镇龙泉村清理汉代土坑竖穴墓10座,出土器物类型以罐、盒、鼎、壶、瓿为主。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推测,墓葬时代应属于西汉中期。从墓葬的分布规律推测,该墓地应为一处家族墓地,家族内部又分为不同的家庭单位,墓葬之间的区别可能与墓主生活时代和社会地位的不同有关。这批墓葬的科学发掘,为研究镇江地区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集安禹山两座高句丽时期积石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

禹山M2112与M0540是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的两座阶坛积石圹室墓,二者均为高句丽王陵的调查对象。M2112经1994、2003年两次发掘,1994年度发掘报告根据墓葬出土莲花纹瓦当的形制,认为该墓年代约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稍早于太王陵[1]。M0540于2003年清理,发掘者根据墓葬阶坛与墓室的形态,认为该墓当略早于千秋墓,又依据圹室内出土四耳展沿壶的形     

集安地区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的探索——以两座积石壁画墓的时代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两座积石石室壁画墓时代的探讨,将集安地区高句丽积石墓的下限年代推定为6世纪前叶早段,并认为积石墓外部的基坛形态被高等级封土墓所继承。     

江苏镇江长岗许前村西汉墓发掘简报

从墓葬形制、葬式、排列情况来推测,长岗许前村4座西汉墓属同一家族墓葬。但它们之间仍有所区别,可能与墓主人生前社会关系、地位的不同有关。M2大规模的青膏泥堆筑及棺椁高位摆放的埋葬方法,为其它地区同期西汉墓所少见。这批墓葬的科学发掘为研究江南西汉墓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发现的平壤东山洞高句丽壁画墓

最近发现的平壤东山洞壁画墓是目前在平壤市中心发现的最大规模高句丽时期壁画墓。墓葬形制与药水里壁画墓、德兴里壁画墓相似,时代可能约为4世纪末5世纪初。墓中出土的青瓷狮子形器为平壤地区高句丽时期墓葬中首次发现的晋代青瓷器。     

淮安金湖徐梁村战国西汉墓葬群发掘简报

1999年至2006年,淮安市博物馆在金湖县徐梁村共发掘墓葬18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随葬品。其中部分墓葬具有同为家族墓的可能,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器形分析,这批墓葬的年代初定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M18年代属于西汉中期。这批墓葬中M1主人身份地位最高,M18主人也应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西安西郊三民村隋代墓葬发掘简报

2013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城西三民村发掘了30座隋代小型墓葬,多随葬隋五铢钱,此外还出土有青瓷罐和陶俑。这批墓葬形制均为土洞室墓,结合之前在此附近发现了唐初宫人的墓葬,推测该墓地是隋代大兴城外为宫人用墓区,沿用至唐代初年。本次发掘为研究西安地区中小型隋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从壁画中轺车图像的演变看三座高句丽壁画墓的编年

高句丽壁画墓的编年在学界长期存在分歧,通过对墓室壁画中轺车图像演变的研究,推定了通沟12号墓、高山洞7号墓与药水里壁画墓的时代,并以此为基础,修正集安地区相关高句丽壁画墓的编年,探讨其谱系,进而提出高句丽积石墓向封土石室墓的过渡约在5世纪前叶展开,封土石室墓的出现存在本地积石墓自然过渡与外地成熟封土墓直接导入两大渊源。     

巴林右旗洪格力图墓葬出土玉器年代的再认识

1997年夏季,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洪格力图敖包一带的墓葬发生了文物盗窃案,失盗文物包括为数众多的玉器。后经警务、文物部门的努力,失盗文物予以追缴,且对现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关于这批文物的埋藏环境、清理状况以及类型特征等,巴林右旗博物馆的苏布德女士已经予以报道①,并且将这批玉器及其原来所在的积石冢的年代定为红山文化晚期。对于这一结论,学界似尚未发表异议。不过,笔者关注相关材料有年,且于2002年10月有幸于巴林右旗博物馆获得观摩这批材料的宝贵机会,感到这一结论还有再行斟酌的必要。这批墓葬和其中所出土的玉器的真实…     

西安市大白杨村汉墓发掘简报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大白杨村附近发掘清理了汉代墓葬14座。这些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个别为竖井式墓道土洞墓、竖井式墓道砖室墓和斜坡式墓道土圹墓。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铁器、铜器和五铢钱等。这批墓葬的年代推测多在西汉中晚期,墓主为长安城的平民。     

鲁城“甲组墓”族属考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十年代末勘探曲阜鲁国故城时,在城内西部发掘了四处墓地,共得两周墓葬128座。1981年春,又在林前村西发掘了30座。第一批材料发表在《曲阜鲁国故城》内,在报告结语中,作者将这批墓葬分为甲、乙两组,并就其族属提出了初步看法。随后主持此项工作的张学海先生又专门讨论了鲁城两周墓葬的类型与族属,正式提出了甲组墓为夷人墓、乙组墓为周人墓的观点①。发掘者对两类墓葬的划分是很有道理的,对乙组墓族属的考证也是正确的,但对甲组墓族属的考证却颇多可以商榷之处。在我们看来,这批墓葬并不是夷人墓,而很可能…     

集安禹山41号高句丽壁画墓的时代

禹山41号墓是高句丽重要的积石石室壁画墓,以往学界对于该墓时代的推断分歧颇大。本文通过该墓与将军坟及其陪冢的形制对比,主室正壁壁画的时代特征,以及该墓出土遗物的类型学研究,将禹山41号墓的时代推定为5世纪后叶晚段,并根据这一结果,将高句丽墓制由积石墓向封土墓的过渡下限定为5世纪—5世纪末。     

试论集安地区高句丽新旧墓制的过渡时段

禹山41号墓的形制、壁画与随葬品表明以该墓为代表的积石墓的下限年代应为5世纪末;目前学界认为的所谓"高句丽早期封土石室墓"应最早出现于5世纪前叶晚段,二者之间的时间段即为高句丽新旧墓制过渡时段。高句丽对于原乐浪、带方二郡故地汉人集团的统合,对汉文化的吸收是此时期高句丽墓制出现重大转变的根本原因。     

郑州高新区贾庄宋金墓葬发掘简报

2006年10月至12月,为配合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建设进行考古发掘,所清理的遗址中以宋金墓葬为大宗.根据墓中出土文物,推测其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晚期,下限为金代.这批墓葬的发掘和墓中出土的陶瓷器以及唐、宋金时期的铜钱,为研究宋金时期的墓葬形式、社会经济和古代民俗文化提供了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