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适逢明代改革家张居正逝世430周年,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6月8日至10日,由中国明史学会、荆州市人民政府主办,荆州张居正研究会承办的“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张居正的故里荆州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6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明史专家,以及来自新加坡、法国的海外学者160多人参加了会议。     

抗战时期贵州的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贵州的丈化事业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7月至1939年为第一阶段。当时华北和江南相继沦陷,内迁的教授、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一部分抵筑．从事抗日救亡的丈化活动,使贵州文化界和学术界呈现活跃繁荣的景象;1940年至1943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制定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反动政策,贵州国民党当局对宣传抗日的文艺团体加以压制,许多报刊被禁止出版,贵州的文化活动一度沉寂,但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仍尽量利用合法手段,坚持抗战救国、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活动;1944年至1945年为第三阶段。1944年5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     

高拱《病榻遗言》考论——与赵毅教授商榷

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张居正究竟何时始任内阁首辅

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所进行的改革,是在他任内阁首辅后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关于张居正始任内阁首辅的时间,在近人有关论著里说法不一。一谓万历元年即公元1573年始任内阁首辅。如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记其事说:张居正“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出任首辅。”(1963年版,第195页)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中     

1931年国民政府监察院调查各省裁厘情形史料

厘金制度始于晚清,沿袭至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于1927、1928和1931年分别进行三次裁厘.前两次均以失败而收场,后一次终获成功.1931年,国民政府为了确保裁厘取得预期效果,责令监察院调查各地在裁厘后是否有阳奉阴违或巧立名目、擅自征收各项类似厘金之税捐等情弊.本组史料以浙江、安徽两省为例,结合总体调查概况,详细辑录了1931年4月至12月监察院派员实地调查情形.     

游朴与张居正改革

游朴的政治生涯起于明朝张居正改革初期,与张居正改革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历史事实表明,张居正改革为初仕的游朴搭建了彰显政绩的平台,创造了仕途升迁的政治环境：游朴非凡的才干和他在地方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客观上推动了张居正改革措施的实施。     

闲说旧时镇江钱庄

<正>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镇江开埠通商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壮大,金融活动日益活跃,其中,钱庄业尤为突出,被称为"百业之首"。据《镇江市志》记载:"在此以前早有典当业,钱庄业则在开埠后逐渐兴起,至光绪九年发展到60家,以后几经兴衰,至光绪三十二年开业钱庄为32家。"其中规模较大,资金雄厚的钱庄有李鸿章开设的义善长钱庄,盐商周扶九经营的鸿源钱庄及源丰润钱庄、同升泰钱庄、元同钱庄、镇和钱庄等,北京的著名钱庄"四恒"在镇江也设有分号。     

明代首辅张居正之砚及其墓葬

今湖北沙市为明代江陵县辖镇,是明代首辅张居正的家乡。他死后归葬于今沙市西北荆沙大队张家台。虽然他的墓陵在文革中已遭至破坏,但至今仍尚保留有珍贵明代文物和碑刻资料。现将张居正遗存下来的主要文物——端砚及其墓葬有关的史迹分别简述如下: 一、张居正之砚沙市市博物馆收藏的明代首辅张居正端砚,是一方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古砚,此砚正方形,长30.2厘米,宽30.2厘米,厚4厘米,石色苍黑。砚面额二龙戏珠,左右两边龙身盘绕,并刻有卷云花纹。砚的下边刻有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的序言

本文对明代中叶曾出现过的大改革运动及其失败,对运动的背景、条件和影响;对其主要领导人张居正推行政策政纲的内容,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存在过的失误失律;对活跃在同一时期政治舞台上其他重要人物,诸如高拱、徐阶等人的政见、活动和作用,对张居正与他们学术和政治主张的协调和冲突,意识形态与政治举措之间的连锁互动;对近百年来学术界对以上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三 戊戌政變前後張之洞與京、津、滬的密電往來

本文描述張之洞的情報網絡在戊戌政變前後的表現。張之洞在京的政治情報網絡,除了前文提及的楊鋭外,還有在京的至親至朋,因故入京的湖北官員也充當了他的臨時探員。此外,張之洞派其親信趙鳳昌坐鎮上海,另在上海、天津雇傭了專門的情報員。從張之洞與他們之間的密電往來,可以看清當時的許多政情與輿情。     

晚清政治思想超前发展述论

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晚清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见严重,传统的政治文化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无能为力,于是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向西方(包括甲午后的日本)学习要求.相比较而言,政治思想的学习远比社会经济变革来得快.近代政治思想的超前发展带动了社会变革.但是,不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的近代政治思想缺憾甚多,并给晚清社会的变革留下若干负面影响.     

关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州吏”问题的剖析——兼论嘉禾五年改革及其效果

《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的内容反映出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莉中的“州吏”具有不同于其他租田的五大特征,在与五年田家莂的比较中,“州吏”的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即“州吏”在嘉禾四年为特殊租田的优异身份在五年消失了,而与其他租田趋于同化。嘉禾五年“库吏”、“仓吏”人数的增加反映出嘉禾五年有加强仓库管理的举措。嘉禾五年的改革,使租佃制度得到发展,租佃土地的地区扩大、租佃数量增加、仓库的管理也大为加强,田家莂书写的错误率大大降低了。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蠧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蠧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蠧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日本国铁改革的过程及其发展现状

日本国铁改革之前,“公社”形态的国铁在经营上受到国会及政府的严格控制,加之全国一体化的经营,不能够针对某一地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采取相应的措施,经营情况逐年恶化。因此,日本政府在1987年对国铁进行了一次体制上的变革。此次国铁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为了克服“公社”制度带来的问题,必须进行民营化;为了克服全国一元化经营所带来的问题,必须将国铁进行分割。日本国铁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一些重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明万历二十年代初河南的自然灾伤与政府救济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河南境内黄河一线以南普遭水灾,加上河堤溃决,河南、山东和南直三省交界区域一片汪洋。由于国家救济不力,加上气候寒冷、草皮缺乏和疫病流行等因素,到了该年年底和次年年初,水灾演化为饥荒,饿殍盈途,盗贼猖獗,情势恶化。刑科给事中杨东明独特图画形式的呼吁、阁臣王锡爵等上下沟通的不懈努力以及钦差钟化民舍命为之的系统救济,使河南等地最终幸运地度过了劫难。灾难的发生和救济的过程既体现了明代社会变动的某些信息,也反映了在固有制度体系框架内治人因素的重要作用。     

洪武朝东宫官属的嬗替与外廷政治

洪武朝外廷政治的演变,与"国本"问题有着莫大关联。东宫官属的嬗替,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洪武朝诸大案依次衍生的内在逻辑性。初期东宫官属的设立与勋臣兼职,虽有效平衡了政局,却造成了浙东派势盛的隐患,这也成为朱元璋首先从浙东派入手清除外廷政治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洪武十年,东宫官属的调整与太子的正式预政,揭开了朱元璋谋划已久的"废相收权"斗争的序幕。洪武二十三年前后,从"詹事院"到"詹事府"的转化,则是朱元璋针对太子死后新的政治环境而采取的一种稳定"国本"的重要举措,并与蓝玉党案相表里,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东宫官属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