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赗赙制度研究

赗赙制度作为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东汉时期的赗赙制度是在继承西汉时期的基础上完善形成的。除等级性和阶级性的特点更明显外,朝廷还明文规定了各级贵族、官吏卒后所“赙”之规格;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赐谥、赠官印制度,此外还对注重名节和精通儒学之“士”也施之以“赙礼”,扩大了官赙的范围,这当与东汉时期尊崇儒学、奖励名节的社会风俗相关。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代丧归制度初步研究

丧归制度作为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丧归制度是在继承先秦丧归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西汉时期的丧归制度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和阶级性特点,尤其是官赙制度和玉衣制度表现的更为明显.东汉时期的丧归制度是在继承两汉丧归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形成的.为了进一步稳同统治,扩大了官赙的范围,朝廷明文规定了各级贵族、官吏卒后所"赙"之规格,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了赐谥赠官印制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虢国墓地出土墨书玉器及其书法价值

<正>虢国墓地位于三门峡市区北部上村岭,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入选“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两座国君大墓M2001（虢季墓）、M2009（虢仲墓）分别于1990年、1991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特别是虢仲墓出土的墨书玉器既让我们看到了西周书法真迹,填补了西周时期“赗方”的空白,也为研究两周时期的赗赙制度及书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叶家山M107所出濮监簋及相关问题

随州叶家山墓地M107出土的濮监簋铭文的“濮”字系“仆”之异构,在簋铭中当读作濮国之“濮”。据文献和出土古文字资料来看,西周时期的濮在南土,与曾、楚及蛮氏邻近。濮监簋出自叶家山曾国墓地,可能系赗赙或馈赠等所致,表明周初的濮确系为周人所褒封之国。M107的墓主应系高级贵族,不排除系“曾伯”的可能。另据金文材料可知,西周时期有一套相当完备健全的监察制度,同意路懿菡关于周初“三监”应同“三叔”无关说。     

先秦时期助丧类词汇与文化研究

助丧是古代丧葬仪礼中的重要环节,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丧葬习俗,是吊唁者对死者家属表达哀悼、慰问及抚恤的一种方式。助丧活动复杂多样,包括赗、赙、襚、含、赠等多种名目。本文拟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结合历史学、文化学,通过助丧文化类词汇来探究先秦时期助丧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     

《简牍制度新探》引文校对

《文物》今年第3期刊出胡平生同志《简牍制度新探》一文,其中对古代简牍尺度规格的探讨,饶有见地。但所引古文献之文句多处脱衍讹误。仅据原书,校对如次。 1.第67页《仪礼·既夕礼》曰:“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遣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案:“书遣于方”当作“书赗于方”。 2.第68页《论衡·谢短篇》:“汉事专载于经,各为尺籍短书。”案:“专载于经”当作“未载于经”。 3.第68页《后汉书·蔡邕传》注引《说文》:“牍,书版也,长一尺。”案:“书版”当作“书板”。通行本《说文·     

安顺府文庙建筑装饰艺术

位于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中部的安顺府文庙 ,始建于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一统大疆 ,对西南地区采取“移风善俗 ,礼为本 ,敷训导民 ,教为之先”这一军事哲学战略方针 ,在征服广大西南“蛮夷之地”的同时 ,以儒学思想教化广大的民众。“皆设儒学 ,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 ,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 ,而无悖礼争斗之争 ,亦安边之道也。”安顺府文庙在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以庙、学合一形式诞生 ,又经历代增培和扩建 ,成为黔中最大的儒学殿堂安顺府文庙建筑装饰艺术的形成安顺府文庙建筑装饰艺术 ,实际上是以儒学文化为核心 ,兼融了佛教文化、道…     

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

北洞山楚王墓未见标准四铢半两铜钱,故其年代下限早于铸行四铢半两的文帝五年;该墓出土印章非楚故县官员在葬礼中的赗赙,据地名为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前楚国所属判断,该墓早于此年。根据对狮子山、驼篮山的墓主及楚国世系考察,推测北洞山楚王墓墓主为楚元王刘交,墓葬建于刘交受封之后,刘交去世后下葬。     

“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     

试论南朝士人的谈玄风气——从“文义”一词的含义谈起

魏晋时期玄风大盛，从文学到仕途乃至日常生活都与谈玄密不可分。刘宋取代了司马氏之后，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一些军人和寒士把持了最高政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门阀制度，与士族生活密切相关的清淡之风也传承下来。这种谈玄风气在南朝末期遭到越来越多儒学之士的非议，然而在宋、齐、梁、陈四朝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人们的青睐。《南史&;#183;何尚之传》载：“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风不坠。’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风尚在。’”“西河之风”即儒学之风，“正始之     

明代赐赙初探

赐赙指朝廷向死者家属赐予一定数额的钱物作为丧葬费,是一项以经济援助为表现形式的政治行为。朝廷参考死者的功业、地位及与皇室的关系,通过赏赐数额不同的钱物为已故者构建起身后的荣耀。与前代相比,明代赐赙从必得之典变为赏功之赐,且钱物数量和受赐群体都有缩减,并长期以皇帝特恩赐予的形式存在,但其贯彻了明尊卑、辨亲疏的赐赙原则,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宗室、外戚、文武官员在明代丧礼中各有其位,促进了礼制的建设。     

民国时期佛教界东西文化观研究

文章作者对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之交和三十年代中期“文化热”大背景下,中国佛教界关于东方文化、儒学与佛学、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进行了探讨,并对这一时期佛教界东西文化观的特点和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晋侯墓地M63墓主再探

晋侯墓地M63是该墓地中惟一一座带有两条墓道的晋侯夫人墓,因为出土铜器中包括两件杨姞壶,故学术界多认为杨姞就是该墓的墓主人?疚脑蛲ü灾艽幕橐鲋贫取⑼髅暮徒?侯墓地中墓葬排列规律的考察,认为M63的墓主人应是晋穆侯四年从齐国所娶的姜姓夫人,也就是传世铜器晋姜鼎的作器者晋姜;杨姞则是杨国国君的夫人,她所作的两件铜壶是作为赙赗之物而随葬在晋侯墓地M63的。     

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追求不朽——汉代画像石主题论

一个社会的精神旨趣,完全取决于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汉代社会崇尚个人名节,关注群体存在的世界,着重道德之完善,这种观念和行为,是特定社会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左传·襄公廿四年》叔孙豹有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谓不朽。”意即:人之最七者是道德的完善,然后是建功立业,最后是著书立说。在德、功、言诸项给社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和贡献,才得以生命不朽。“三不朽”所建立的人格理想境界,决定着封建社会个体的价值取向,将人导向对现实的积极参与,     

论《儒藏》"史部"的分类问题

《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因此儒学文献也还没有自己的著录体系。四川大学所承担的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编纂”,采用“三藏二十四目”的《儒藏》分类体系,对儒学史文献进行全面的省察和系统归类,对《儒藏》“史部”文献则用“孔孟类”、“学案类”、“碑传类”、“史传类”、“年谱类”、“别传类”、“杂史类”来进行分类编纂。     

秦汉碑刻研究（下篇）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是以豪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政权。东汉一朝(公元25—220)豪主的政治、经济势力膨胀,他们控制着封建国家机器,政治腐败,黑暗。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除尊崇儒学外,谶纬神学也被确定为统治思想,为东汉君主政治注入了神秘的色彩。东汉时期还出现了道教和佛教,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

西汉末年儒生之归附王莽是因为西汉在制度及其运作的两个层面均不能满足其入仕的要求,而不是为了通过王莽实现其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刘秀“尊祟节义”重用儒生的本质一方面是满足儒生的利禄追求,一方面是在精神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对儒生的控制,把儒生彻底地吏化;儒生遂彻底放弃其批判、改造现实的传统而以“吏事”为业,导致了儒学衰退的同时,也消弭了儒生的伦理实践。     

论胡瑗等宋初教育家的学术及文章

宋仁宗时代,胡瑗、孙复、石介及李观等人欲超越“汉唐之学”,重释儒经“义理”,体现出“知古明道”的学术自觉。“四公”先以草泽身份筑室授业,後又执教太学,始终将“经义”解析与“时务”、“治道”相联系,为“宋学”启蒙导夫先路。他们反对“声律浮华之词”,审美取向与欧阳修等文学之士颇为不同。其作品多“根柢经术”,醇质务实;不足之处在於好“张大其说”,议论“粗疏”,甚者还有迂阔“矫激”之弊。要之,胡、孙、石、李以儒学名家而献身教育,在学术探索、教育实践及“古文”创作等各方面均有建树,其利弊得失值得深究。     

李二曲经世思想及其实践初探

李二曲以“明体适用”为宗旨,他的理学建筑在对儒学的重新诠释之上,认为儒学的起点是心性道德,但最终归宿则是经世致用,进而指出儒学是“明体适用”之学。本文基于对《二曲集》的解读,认为李二曲将经世致用、康济群生的经世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一生致力于倡正学、干实事。李二曲虽为一介布衣,但在清初关中救荒与关中风俗改良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