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研究五十年

《山海经》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是一部“奇书”。全书仅3万1千余字,一般认为,它却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历法、气象、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考古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一部上古的世界文化大观。由于它保存有上古社会的丰富信息和历史资料,因此,它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     

《山海经》研究成果概述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一部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学者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山海经》的研究：《山海经》的作者是谁,《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山海经》是怎样成书的,它对后世文学有着怎样的影响等,这些都是历代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主要对前人研究《山海经》的成果做一概述。     

明清传教士对《山海经》的解读

晚明前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中有关《山海经》的零星内容反映出这些欧洲传教士与时代变局相关的心态变化。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地理类作品随着其世界观念的更新而从传说与实证并存向实证性内容居主导转变,礼仪之争使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针对中国人的迎合向针对欧洲人的特别宣传转变。受这两种变化驱使,传教士看待《山海经》时从认可和吸收变为轻蔑与排斥。     

《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山海经》研读札记之五

《山海经》中的地理信息,从本质上说,是真实有据的。只不过限于先民既无科学的测绘手段,又经代代口耳相传,真实中又不免混有很多错乱。本试以“海内昆仑之虚”周围所出诸水为例来进行分析。     

《山海经》与《墨子》研究述略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最重要的典籍文献之一,记录着先秦中华民族的生存信息和文明历程,是上古时期的一部奇书。先秦诸子中的墨子,大约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名翟,是鲁国人或宋国人,出身平民,擅长手工技艺。墨子为人谦和,主张"兼爱"、"非攻"。墨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墨子成名于孔孟之间,学习儒家典籍,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成为当时的显学,并有《墨子》流传后世。本文尝试摸索研究《墨子》与《山海经》内容上的关系,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墨子》,以期对《山海经》有更深刻的认识与解读。     

休屠、昆仑与《山海经》

本文从上古音韵、秦汉之际人们关于昆仑山的方位观念和有关史料,论证了《山经·西次三经》中的“堡”、《大荒南经》中的“”同为秦汉间驻留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休屠”的异写。这为最终弄清《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基本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山》《海》《荒》经的比较——《山海经》研读札记之三

《海经》、《荒经》从字上看与《山经》风格相近,但从内容上看,与《山经》的差别很大。前已说明,《海》、《荒》二经是同一题材的不同版本,它们的共同性是主要的,故先把《海》、《荒》放在一起来讨论其与《山经》的差异。     

抗争与毁灭:论《山海经》的悲剧色彩

《山海经》是上古社会的一部地理书,也是一部神话集。在这部书中,描写了很多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不同的目的而抗争命运;而他们抗争的结果却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甚至导致了抗争主体生命的直接毁灭,他们是失败的英雄,他们的结局充满了悲壮色彩。因此,可以这样说:《山海经》也是一部悲剧。     

读《山海经》札记三则

本文认为<山海经·南山经>中旋龟"可以为底"之底不应读为"疧"训病或读为"胝"训足茧,而应读为砥训磨刀石.而柢山之鱼"鯥",其音如留牛,不当训"留牛"为犁牛,"留牛"当是"鯥"之缓读,此鱼其鸣自呼."竹箭"一词在<山海经>中出现9次,袁珂先生除一处连读外,其馀均读断.其实"竹箭"就是"箭竹",虽可单称"箭",但8例"竹箭"不应读断.     

宋人所论《山海经图》辩证

《山海经图》是《山海经》研究的重要对象 ,宋代学者对《山海经图》的著录和论述是迄今为止早而可信的研究资料 ,这包括北宋舒雅摹绘了梁张僧繇的异物兽形图 ,欧阳修描述了所见的反映山川地貌的《山海经图》,南宋薛季宣论及了《道藏》所藏的《山海经图》,朱熹则根据经文对汉代《山海经图》进行了推论。     

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

山川祭祀在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显要,秦代首创了统一王朝山川祭祀的大格局,将名山大川整合为一个体系,其中又有"崤以东"与"华以西"的区分。西汉中前期对秦的格局既有延续也有调整。本文逐一梳理了秦至西汉初年"名山大川"的地望,考证其祠庙具体位置及设立时间。同时,本文考察了秦至西汉中期的国家山川祭祀格局,并分析了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秦汉的山川祭祀不仅是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地理格局的一种反映,承担着宣告王朝正统性及皇帝控制力的意义。     

论人类学思维范式及其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

人类学(这里指与体质人类学相对的文化人类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门流派众多、思想繁富、视域广阔、影响日隆的“显学”。不仅人类学本身逐步走向成熟,而且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联姻”也渐成趋势。“换一个人类学的眼光”,     

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研究 --兼论中法交涉中义利结合外交思想

本文立足于洋务运动史、近代外交思想史既有研究,利用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考察中法越南交涉这一洋务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外交个案,探讨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认为义利结合的整体外交思想为洋务时期清朝政府的基本外交指导思想,从而反思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研究中若干误区.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试论元朝宗教状况与道释画之嬗变

在元代短短几十年中,道教经历了一个大盛大衰的过程,中土本有的佛教也为藏传佛教所压制,中国画在这一时期则体现出比以往更多的文人气质。本文叙述了元代的宗教状况与宗教政策的关系,以及道释画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双百"方针、"二为"方向述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1980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总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办法,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     

Negotiating Difference through Everyday Encounters: The Case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Religion and Belief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for geographers to be more attentive to the potentially competing values, interests, and rights of the equality strands (race, gender, disability, religion and belief, sexual orientation, age). We focus on two that are most commonly assumed to experience tensions: religion/belief and sexual orientation. Drawing on focus groups with heterosexual Christians, Jews, Muslims, and Hindus and lesbian and gay people of faith we explore the attitudes of heterosexual people of faith towards homosexualit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ensions should be emerging between these groups in public space. However, we then demonstrate that these anticipated conflicts are not emerging because of the strategies people employ for separating their beliefs from their everyday conduct. In such way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how the “what is” (ie personal experience) for both heterosexual and lesbian and gay people of faith is prioritised over theological or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f “what ought to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