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临川长公主墓出土的两通诏书刻石——兼谈唐代前期的诏书形成过程

一九七二年春,在陕西省礼泉县唐昭陵临川长公主墓中,随同墓志,一道出土了两通诏书刻石:一通是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封其第十二女李孟姜为临川郡公主的诏书,一通是永徽元年(公元650年)     

朱元璋的两通军令——兼论清人的烦琐考证

朱元璋给徐达的两通军令手迹——《安丰令》和《高邮令》,是上海博物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整理藏品时发现的。朱元璋的这两通军令分别用两张白皮纸写成,拼接装裱成一个手卷,纵36.2、横74.4厘米。第一通军令,我们把它定名为《安丰令》,第一行有缺损;第二通定名为《高邮令》,中间部分个别字句也有残缺。但两通军令的整个内容都比较完整(图版柒)。在两通军令的后面,附有清人罗士琳写的《元无名氏书考》。考证者大搞烦琐哲学,旁征     

章太炎《告满洲留学生》考辨

《与肃亲王书》、《告满洲留学生》系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排满"问题的重要文献。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一文抄录有这两通书信,分别题为《致清肃亲王书》、《致留日满洲学生书》①。长期以来,此文广为学界转引。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所录两通书信,完全以冯文为据。而台湾学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台湾远景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则认为,《与肃亲王书》乃宣统元年孙中山在东京时所写,并由同盟会早期会员丁怀瑾起草。鉴于丁怀瑾乃丁中江之父,且丁著节录有部分书信,因此,也有学者信从丁说②。由于这两通书信既未收入《太炎文录》,又     

从两块碑石看鸦片战争前夕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江苏昆山地区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早在1956年,江苏省博物馆曾在现在的江苏昆山大慈公社所属尚明甸大队聚福桥头,发现了一通《奉宪永禁顽佃积弊碑》。(金山隽)立这通碑石的时间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正值鸦片战争前夕。碑文反映了当时当地农民进行抗租、抗粮斗争的史实,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鸦片战争前夕苏南地区阶级关系的重要材料。近年来,在昆山地区,又发现了两通碑石,一通是道光五年(1825)三月镌立的《奉宪放生官河永禁采捕碑》,发现的地点在     

混杂在开元通宝中的前蜀钱币

1986年3月,我在两斤唐开元通宝中挑选会昌开元时,意外发现一些混杂在其中的前蜀王建、王衍所铸的钱币。计有“通正元宝”(公元916年)一枚,“天汉元宝”(公元917年)四枚,“光天元宝”(公元918年)四枚,“乾德元宝”(公元919—924年)九枚,“咸康元宝”(公元925年)二枚。共二十枚,按“开元通宝”每斤一百三十枚算,前蜀钱币的含量在其中约占百分之八。     

清代嘉庆年间的乡规民约——《遵示禁赌弥盗碑记》

1984年9月,我们在河南省新安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在石井乡下石井小学(原为观音堂)教室内墙壁上发现镶嵌一通嘉庆十一年(1806年)《遵示禁赌弭盗碑记》,该碑高1.45、宽0.60米,楷书15行,满行38字。这通碑记说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禁赌;二是弭盗。该碑的内容就是当时的乡规民约,在今天看来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现将碑文抄录加标点于后,供研究参考。     

黑龙江省依兰县发现抗御沙俄侵略的拦江锁坠石

1975年11月中旬,黑龙江省依兰县文物管理所两名同志和黑龙江省博物馆同志到依兰县城东北十五公里清代靖边营遗址采访时,在该遗址北一公里半松花江中(氵巴)谚通西端近水处,找到拦江锁坠石一块(图一)。这件文物的发现、鉴定和保存,得到了当地大队党支部和社员群众的支援。据老年社员鉴定,是当年拦江锁的坠石。     

太傅也可那延家族世系的几点补充

耶律阿海、秃花家族,是蒙古建国初期的世勋大族。周清澍《元桓州耶律家族史事汇证与契丹人的南迁》是目前研究这一家族最为详尽的论著。①笔者在翻检史料时,又发现两通相关碑文,可对该家族世系有所补充。其一为立于泰定三年(1326)的《元故安西路耀州尹耶律君墓志铭》(见《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其中有曰:     

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

1987年4月清理法门寺地宫隧道时,在通往前室之处,发现唐代咸通十五年(874年)的两通碑石。其一为《大唐咸通启迎岐阳真身志文》;其二为监送真身使刻制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以下简称《衣物帐》)(见图)。两碑字迹朝外,紧贴前室石门竖立。《真身志文》碑靠门扉,《衣物帐》贴在其后。《衣物帐》碑记载了懿、僖二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诸头等皇室戚贵,内臣僧官等供奉给真身的金银宝器、衫袍及下盖裙衣。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唐代衣物帐碑。碑文物主清楚,名称胪列明晰,有标重类注,在研究唐代政治、经济、衣物宝器名称及制作     

父母亲对光未然的回忆

中山大道新开后,电视台刘军邀请我到老通城采访时,我专门请他绕道去一处位置.因为我母亲当时又再次证实了我父亲生前告诉过我的一件事:"黄石路(当年叫云樵路)路口对面,巷子口(汉安邨)高头两家,是'通成饮食'的分店." 她特别说道:"那年,光未然经常来这里,就在二楼你爸爸的床上睡午觉." 母亲说的,是1938年保卫大武汉、武...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若干问题之再辨析——兼答马启民、任纪虎先生

马启民、任纪虎先生认为拙作《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及特点》①在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需要不断深化改革等三个问题的论述方面,对陈独秀思想予以拔高,不符合陈独秀的本意,提出要与我商榷.其实,这些论述反映了陈独秀的真实思想,也是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具理论意义和现代价值之处.另外,拙作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大足多宝塔供养人冯大学即冯楫的史料调查

在大足石刻北山多宝塔内,有两龛造像和六件铭文与冯大学、冯某有关。经考证,冯大学、冯某即南宋绍兴时官员冯楫。     

谌湛溪先生名、字、号考证

根据胡适先生日记,对近代贵州籍著名学者谌湛溪先生的名、字、号进行了考证。考证为谌湛溪先生名立,字祖恩,号湛溪。     

评耿云志先生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安徽史学》2 0 0 3年第 1期所刊登的耿云志先生《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明显存在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偏离文章主题与中心 ,意在维护胡适 ;二是以己意曲解、推测史实而为胡适辩解 ;三是有不符合学术规范之处。     

“上相邦鑈”新考

针对曹锦炎先生的《“上相邦鑈”考》和李学勤先生的《“腍”字与真山楚官玺》两文,对苏州真山D1号战国墓出土的“上相邦鑈”印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曹锦炎先生对“上相邦鑈”的释读是可信的,但其来源是春申君在公元前241年担任攻秦五国联军的具体负责人时的权力信物,“上相邦”即“总相邦”之意。     

雷海宗批评“欧洲中心论”——以《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为例

雷海宗先生1928年对韦尔斯所著《世界史纲》的书评是我国学者第一次明确批评"欧洲中心论"的作品。雷海宗先生深刻地批判了该书"欧洲中心论"的重大理论缺陷,指出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问题,而且该书还通过随意选材、牵强附会、掩抹史实等手段贬低其他文明凸显欧洲文明。雷海宗严厉批判了"欧洲特殊论"、"欧洲至上论"、"欧洲模式普世论"、"欧洲主导论"等多种"欧洲中心论"的错误观念。     

孟光涛与贵州山水画

叙述与孟光涛先生的交往,介绍孟先生山水画的特色及在贵州美术史上的地位。     

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

蒋、庞二位先生都以人类实践为中心看待唯物史观,但是庞先生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蒋先生更注重以系统的方式把握人类实践的总体性。合理的态度应当是结合这两种眼光,兼顾抽象与具体,开展历史观和历史学的对话以及跨学科的理论吸收,建构中介层次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作为唯物史观新的生长点。     

谌湛溪先生生平考证三则

本文考证确定：谌湛溪先生于1904年至1908年就学于京师大学堂,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为第二批70名庚款留美学生之一;谌湛溪先生没有担任过清朝的矿务大臣;谌湛溪先生曾参加了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国民中央研究院的筹建。     

贵阳马士英及其家族之兴衰

明末清初,贵阳马士英家族因马文卿、马明卿兄弟科第蝉联而光耀里闾,亦因南明东阁大学士马士英背负"专权误国"之名而蒙辱于后世。马士英堂兄马士升、其子马銮,在士英当国时拒入官场,保全了马氏家族的名节和裔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