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自刎处：此乌江非彼乌江

即照本文看来,此乌江毕竟临江。把此乌江当成贵州之乌江,自是天大的笑话,然项羽“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又作何讲呢?各抒己见,盼读者自辨。     

项羽垓下溃围南逃乌江路线考——兼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项羽究竟死于何地？千百年来众说纷纭。2007年,著名学者冯其庸撰长文论证《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轰动一时。然而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探索,对历史问题的争鸣,也难以＂一锤定音＂。文史学者胡中友经长期研究,并多次赴实地考察,推出《项羽垓下溃围南逃乌江路线考》,不为尊者讳,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秦汉之安陆并非新地城——与黄盛璋同志商榷

读了黄盛璋同志的《云梦秦墓两封家信中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问题》)觉得其中关于"新地" (或"新地城")与秦汉之安陆和云梦古城的关系的推测,值得商榷。黄盛璋同志的"新地城"即云梦古城说,依据于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六号木牍(即第二封信):"闻新地城多空不实者,且令故民有为不如令者实"和"新地入盗,     

文艺复兴评价问题再讨论——与王正平同志商榷

本文不是要对文艺复兴作全面评价,而是想对王正平同志《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复兴”》一文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王正平同志的主要论点是:文艺复兴与它的后来者启蒙运动相比,无论在思想解放程度、革命斗争精神和政治要求方面,都具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色,因此说文艺复兴带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等等是脱离历史实际和违背历史主义的。我认为,王正平同志的文章在方法的运用、史实的掌握和分析等方面均有欠妥或不够之处。     

论五铢钱制与六朝钱币——与刘建国同志商榷

中国方孔圆钱的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二个阶段:秦至唐武德四年前,钱币以重量单位铢两为名,称为铢两钱阶段;唐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起,直至方孔圆钱退出历史舞台。钱币以“宝”为名,称为宝文钱阶段。汉唐是二个阶     

也说设弧——兼与王可宾同志商榷

王可宾同志于《东北民俗探源二则》之一《设弧》(载《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一文中谈到“满族生子,有悬挂弓箭于门前的习俗”,读来饶有趣味。文章追溯这一奇异风俗时说:“这与十七世纪以前,满族长期居住东北山林中,从事狩猎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是“祈望刚刚降临的新生命,将来成为优秀的猎手。”并引唐诗“尔生始是弧”和《礼记·内则》:“子生,     

裴李岗文化并未产生私有财产——与李友谋同志商榷

我国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在河南省一些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存,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广泛的注意。它与在河北武安县发现的磁山文化大体同时,又有很多互相类似的特点,对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文化面貌以及农业、畜牧业的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关于裴李岗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虽然还不很全面、不够深入,但已有一些同志对此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最近,李友谋同志的《中原新石器早期文化问题探讨》一文     

关于林肯的评价问题——与刘祚昌同志商榷

刘祚昌同志的《美国内战史》一书(以下简称《内战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林肯的评价,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谈出来以就教于刘先生和史学界同志们。 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 《内战史》中认为“林肯虽然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他并不要求废除南方现存的奴隶制度”,“因此,林肯并不是一位废奴派”。(141—142页)我们认为林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既反对现存的奴隶     

俾斯麦外交再讨论——兼与王鹏飞同志商榷

本文概述了俾斯麦的对外政策,提出了与王鹏飞同志文章(见本刊1982年第5期《俾斯麦是怎样充当俄国外交奴仆的》)不同的意见。 在德奥关系问题上,本文认为自普法战争以后联奥即在俾斯麦对外政策中占首要地位,德奥同盟的成立正式地确定德奥关系处于比德俄关系优先的地位。 本文指出,俾斯麦对俄国实行的是一种羁縻政策,对俄国的“支持”多是口惠而实不至,打击则又假手他人,目的只有一个,从德国本身利益的需要去决定德俄关系。 第三部分概述了德英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俾斯麦体系崩溃的影响,认为在两大阵营对垒的情况下,俾斯麦均势体系的成败关键在于英国,指明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街规律是造成德国两面受敌,一朝覆亡的根本原因。     

淮军建立初探——与董蔡时同志商榷四五事

《安徽史学》开辟淮军研究专栏,这很好。近日我们读了董蔡时同志写的《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一文,受益匪浅,但也感到有些问题值得讨论。这里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并说明我们的看法,不当之处.请蔡时同志批评指正。一、李鸿章招募淮军的办法及初建哪“四营”蔡时同志在《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一文中写道:     

“香妃”生父考辨——与肖之兴同志商榷

《文物》1979年第2期刊出肖之兴同志《"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一文,论证了"香妃"并不是叛乱分子大小和卓家族的人,而属于他们的旁系额色尹家族,文章还引用故宫博物院新发现的史料说明"香妃"进宫时已经二十六岁,以及她在宫中的地位和待遇等情况。这是继四十多年前孟森《香妃考实》论证"香妃"即乾隆的容妃之后,又一篇考证文章,对于澄清数十年来野史、     

也论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与何泽福同志商榷

近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上看到何泽福先生的大作《同盟会成立新论》,拜读之后,感到几分困惑,特就文章所论,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何先生。     

有关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与许顺湛同志商榷

许顺湛同志在《文物》一九六○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一文后,一九六二年又在《考古》第五期上发表了《‘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两文的一致论点,都是认为“仰韶”时期的人们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我国原始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个人不揣冒昧,就有关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梅花缘》传奇新评——与黄永堂同志商榷

清代贵州戏剧文学,除民族戏(布依戏、侗戏)、地方戏(贵州梆子、傩戏)外,传世的作品仅存乾隆时贵州籍作家的两部：一部是傅玉书的《鸳鸯镜》,另一部是任璇的《梅花缘》。     

关于史料的引用和理解——与孔令平同志商榷

读贵刊1981年第5期刊登的孔令平同志《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田制与北魏的均田制的比较研究》一文后,有点小意见。 (一)该文举出1279年“永远笈业法”说英国的封土未经国王许可不得自由转移买卖,恐怕不确。这个法令是说如无国王许可,封土不得转移成为“死手”(Mortmain),即不得成为教产。因为封土成为教产后,不再发生继承等问题,封君会随之丧失许多有关权利。英国封土自由转移问题,讨论的是封臣转移封土是否要得到上级封君的同意,这当以1290年的“买地法”(Quia emptores)为准。该法     

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与刘宗绪同志商榷

世界近代史的分期,是目前史学界讨论的问题之一。刘宗绪同志在《新建设》1962年第4期上的《论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对于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但是,关于世界近代史內部的分期标准问题,以及对两个时期各阶段的划分问题是值得商榷的。现就上述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刘宗绪同志及史学界的同志们。一、世界近代史分期的标准问题     

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与严中平同志商榷

问题是怎样提出的? 《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一期发表了严中平同志对哥伦布评价的文章;他对哥伦布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称之为“殖民主义海盗”,并且借用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之口,说他是一个“不可能进行逻辑思考”的“疯子”。这样,严中平同志就在历史学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对于像哥伦布这样的历史人物,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的问题。     

也谈对林肯的评价——与黄绍湘同志商榷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足以与华盛顿齐名的伟人,是一位谦虚、质朴、出类拔萃和品德高尚的英雄。马克思对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作出如此崇高的评价,的确是罕见的。至于西方史学界,除拿破仑外,林肯是19世纪著作中被写得最多的一个。 每一时代,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而林肯不愧是他那个时代——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风暴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如果看一下旧大陆自1848年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既害怕贵族又仇     

莫友芝影山草堂藏书考证——兼与杨祖恺同志商榷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独山莫友芝影山草堂崛起于西南,在贵州开创了一代藏书治学之风,同治年间,莫友芝寓居金陵,更广为搜访,多得故家散佚秘籍,仍以“影山草堂”颜其藏书之处,雄视当时江南诸大藏家,他又以版本考订的精审,目录学上的湛深造诣而卓然成家,毫不愧于清代最有成就的目录学家之列。事实上,他是集学者、诗人、书法家、藏书家为一身,其多方面成就又无不与他终生系之的藏书事业有关。而他不辞辛劳收集传藏了大量珍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

1912—1913年间,革命导师列宁曾经发表一系列论著,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纪念孙中山先生》等文章,也肯定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歌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我国史学工作者一般都遵循革命导师的立场、观点,对辛亥革命进行研究。多年来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