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平理念下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被虚化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等问题,致使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应取消“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立法上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策略分析

被害人由于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导致经济困难,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和谐。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仅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更是司法文明和司法和谐的体现和要求;不仅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是个体生存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内涵,本文阐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如何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议。     

浅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通过对邱兴华案例的解读,可以看出在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严重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对重大犯罪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予以一定的救济,这不仅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保护公民对国家的信赖的需要,同时也是人权保障的要求。就我国现状来看,司法实践中该问题十分突出,而立法上却缺乏相应的规定,为此,应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原则、机构、对象范围等入手,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试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符合我围“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有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损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不存在刑事和解,但有关刑事和解的思想萌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司法实践应顺应国际司法改革的潮流,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     

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究

现行刑事立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这一制度的缺失侵犯了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不合理的,因此,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迫切的需要构建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本文围绕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现状及其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可行性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举措。     

新刑诉法视野下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一种新型刑事司法制度,是刑诉法修订后新增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在介绍刑事和解制度及其积极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当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之处。     

论侵犯人身权利犯罪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

《刑事诉讼法》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范围仅仅局限在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方面的损失。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扩大至精神损害赔偿,特别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方面的犯罪,应当是保护人权的现实需要。     

论新时期图书馆面向弱势群体的知识援助

弱势群体是近年我国社会发展中凸显出来的人群,它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知识贫困。对弱势群体实施知识援助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也是公共图书馆应尽的义务,图书馆应进行制度创新以保障知识援助有效开展。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保护——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传统的刑事法理论强调国家利益的实现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而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的权利却经常被忽视或无法保障。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的新的刑事处理方式,可以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使其在精神上、心理上以及物质上得到抚慰和赔偿。如果实践中,能严谨的的适用刑事和解,周全的设计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刑事和解必然会在自然人的刑事案件中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被害人的权利也会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从而,缩小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巨大差距。     

刑事谅解过程中检察官的角色扮演与司法公正--刑事诉讼过程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对刑事谅解制度作简要分析,首先指出刑事谅解制度的积极意义,其次分析了刑事谅解制度的缺陷,并指出影响刑事谅解制度的因素,最后专门对刑事谅解制度的权威性问题进行研究。     

浅谈监狱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监狱作为国家的整个刑事活动中的最后一环,要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首先离不开立法的支持,同时也需要社会各层面的支持和帮助。本文着重指出监狱自身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应通过侧重作好保护罪犯权利、完善监管制度等方面的工作,而在监管改造罪犯的过程中充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之比较

发端于美国的辩诉交易与发端于20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虽然长期以来就具有争议性,怛其仍然表现出旺盛构生命力,且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得以运用,是有诸多原因的,尽管有许多专家对此表达出不同程度的忧虑,但笔者认为这种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如何借鉴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客观地加以分析,只看到某一制度的缺陷而拒绝吸纳其中的合理因素并不是科学的态度;但若不考虑一个国家的现状和传统文化、社会公众的观念,盲目推崇另外一个国家的制度也是行不通的。鉴于此,本文通过认真比较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异同,从而为吸收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造,来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社会的宽容、报应和功利相统一的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一些思路。     

关于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刑事证据制度之一。目前,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体制设计不够完善以及制度规定不够具体,致使我国在有关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加充分地体现诉讼价值,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成为必然之举。     

就业援助:香港经验及其启示

香港就业援助制度是香港政府建立的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援助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自力更生支援计划、劳动就业计划、雇员再培训计划等。它的基本特征有:民间机构担当重要角色;就业援助服务专业化程度高;就业援助经费来源广泛;就业援助保障水平高。香港促进就业援助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一是发挥政府在就业援助服务宏观管理方面的作用;二是发挥民间就业援助机构的重要作用;三是改革官办就业援助服务机构;四是建设一支就业援助的专业化队伍。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与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当前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其中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司法实践中的尝试。本文以2007年年初广东省东莞市中级法院对一起抢劫致人死亡案件的刑事和解案例为切入点,就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案件适用范围、刑事和解的效果等问题提出一些质疑和思考。认为,在实践中选择和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应当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

花费巨资为马加爵“织网”符合“国际惯例”。世界许多国家,为了破案,往往不惜成本与代价。一件刑事案子花费几千万美元很平常。但是“国际惯例”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在不惜血本“打击”犯罪的同时,强调要不惜血本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因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最不幸的。与抓获马加爵的花费相比,政府和社会为被害的四名大学生所支出的费用就微不足道了。据报道,家在农村的大学生,得到6万元抚恤金,家在城市的得到11万元抚恤金。而这些抚恤金是云南大学“主动”拿出的,是救济性质,而不是赔偿。如果云南大学不拿,也不违法。也就是说,我们…     

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对外援助效应

论文聚焦中国对非援助与对非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关系,将援助细分为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实物资本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政府和民间社会援助四种类型,构建了援助与投资的解析模型;基于中国对非洲52个国家的援助项目数和直接投资项目数,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对非援助项目总量及各类型援助在对非直接投资项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①中国对非援助集中在东非、南非,援助项目总数、各类型援助项目数、对非直接投资项目的空间分布具有很高的相似性。②中国对非援助类型结构相对均衡,对非援助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中发挥着先锋促进效应。其中,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促进效应强劲、稳定,且强度随分位数提高有浅U型变动特征;实物资本援助、社会基础设施援助的促进作用分别在对非直接投资项目少、中等数量下促进效果显著;政府和民间援助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③友好城市关系、出口关系与双边政治关系分别仅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项目较少、中等规模、大规模情形下显著,空间关系的影响不显著。④受援国人口规模的促进影响最清晰、最稳健;成本规避、资源寻求、受援国的投资环境质量和腐败状况的影响尚不清晰。中国在非投资有追随他国投资区位的倾向,但这一倾向仅在经济基础设施模型中显著。     

加强制度建设,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完善现行的刑事和解、不起诉、社区矫正制度,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确立前科消灭制度。     

论晚清刑狱制度的现代化

晚清的刑事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不仅催生了众多相关的立法,更在实践领域中完善了刑事立法和诉讼制度,改善了监狱和犯人的条件,促进了现代化法制观念的形成。监狱制度的现代化不仅对当时的制度有所进步发展,更为我国步入法制国家奠定了基础。     

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随着国际范围内国家补偿制度的兴起,我国也出现了构建国家补偿制度的需求。从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角度看,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被害人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