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撷英

正海基会成立内幕台湾当局建立海基会的初衷,是为了在"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与不得不与大陆方面交往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诉求之间寻求突破的结果。因为既要有官方意义上的交往,又要不违反"三不政策",成立一个名为民间,实为官方的机构,不就解决了吗?1990年6月1日,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郝柏村非常重视发展两岸关系,上任后迅速指定时任台湾红十字总会秘书长、     

“永乐定制”考论

在中日关系史上,明初“永乐定制”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自唐王朝灭亡以后,历经五代、宋、元,中日之间的官方交往一直处于断绝状态。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马上遣使赴日,使双方的官方交往得以恢复,并将日本定为15个“不征之国”之一。但好景不长,洪武十三年（1380）发生了胡惟庸案,朱元璋怀疑胡惟庸“藉日本为助”,故“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自此以后的20余年间,双方的官方交往又处于断绝状态。明成祖即位后马上遣使赴日,双方遂又恢复了官方往来。永乐定制规定,日本十年一来贡,     

晋代"黄籍"书写材料的变化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登录的户口簿籍,是官方最重要的文献档案之一.晋代的户口簿籍又称为"黄籍".《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引《晋令》云:"郡国诸户口黄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此处的"札"既然标明了长度,毫无疑问是指竹简或木简.此后,官方的户口簿籍改为纸张书写了.不过,改用纸张书写始于何时,现今学者的著作中尚无细致的探讨.     

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外影响系列研究之三

正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之间官方和民间的交往自古以来一直没有中断,古代日本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得以发展自己的国家,中国古代货币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其影响力在日本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体现。《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十二年(683)颁布诏书,要求"自今以后,必用铜钱"。这是见于文献的日本官方要求使用铜钱的最早记载。在此之前,社会上应该早已开始使用钱币,只是大部分人仍习惯于物物交易,钱币还未被普遍接受,故有此强制性的要求。日     

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

本文利用中韩现存文献及金石史料,围绕9世纪唐与新罗使者频繁往来关联问题,做了若干探讨,认为此一时期双方的交涉,呈现出官方交往的理性多样化和民间交往经济文化蕴涵增大的特点.同时,还对学界很少关注的唐使节崔廷出使新罗的时间,新罗望德寺双塔"战",《贞元集要广利方》传入新罗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扬州二马"与"扬州八怪"交游考略

清康乾年间,伴随着交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扬州的文化也极为荣盛,并呈现出多元发展,兼容并包的态势.身份差异较大的"扬州二马"和"扬州八怪"都应时而生,他们之间的交往推动并见证了当时扬州文化发展的丰富和繁荣.     

释"帚"

根据卜辞中"帚"参与战争、主持或参加祭祀、处理商王交办的事物、接受祭祀、与天帝或去世的商王交往、(灵魂)进入冥界等内容, 结合民俗、古代文化和造字表词依据等,可知"帚"是能与上天鬼神沟通的巫觋,而其中女巫则是周代宫中世妇的前身.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并且纳入政权机制的特点,这是区别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影响古代日本,使之也出现官方史学.但中日两国的传统官方史学存在着明显区别,这表现于修史的组织机制、修史成果格局和史学理念三个方面.时至近代.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先后转型,但表现不同.中日两国都未能彻底摆脱官方史学传统,也不能完全将之保持,特别是日本明治时期做出复兴官方修史的努力,终归失败,说明官方史学虽然影响力很大,却不是史学发展的普遍方式,难免走向衰落.     

"奭公德政碑"与清末东北秧参管理

秧参种植向来为清政府所禁绝,在清末发生转变.在光绪六年(1880)秧参弛禁,奉天、吉林等地对秧参征收课税,秧参种植成为一项合法的事业.位于辽宁宽甸县的"奭公德政碑"记录了当地秧参种植户反抗官府征收苛捐重税的历史,见证了秧参种植的由"禁"到"弛"的变化.这通碑还反映出清末秧参管理存在私征瞒报税收问题.在官方厘定税收之后,问题逐渐解决.     

"绿"与"绿"

中日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文化融合交汇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同形词.在这些同形词中必然存在异义词.本文所讨论的"绿"字,在中日两国语言中同时存在,其基本义相近,引申又有所不同.本文将从"绿"的基本义和引申义的解释和分析出发,试比较"绿"在现代中日两国语言中异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通过建交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与印度和缅甸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席亚非会议、参与维护世界和平等活动,以及邀请外国政要、民间团体、新闻工作者来华访问参观等官方和民间外交活动,将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付诸实践,成功地"自塑"了新中国与各国和平共处的国家形象.同时,中国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政要交往、国际新闻及个人叙述中"他塑"了"中国是真心诚意希望和平共处的""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中国已被普遍承认是一支国际力量"及"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很可能在中国"等国家形象.     

汉代北边的"关市"

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发挥活跃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代起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时期,依然联系着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往。战争中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其实都意味着对"关市"的直接破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吸引多民族群众的经济作用。《后汉书》所谓"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说明"关市"的作用,是边地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通关市",是汉代北边贸易往来的重要形式,除此正当途径外,北边贸易还有非正常乃至非法的形式。     

2013浪琴表未来网球之星 传承法网传奇荣耀 寻找未来网球冠军

作为罗兰·加洛斯法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合作伙伴及官方计时,瑞士著名钟表制造商浪琴表每年举办"浪琴表未来网球之星"比赛寻找未来网球冠军,今年的赛事于5月30日至6月1日再度登陆巴黎。与此同时,浪琴表再度携手     

倭寇与丽日关系

高丽王朝(936~1392年)的四百余年间,与中国政权建立了以"事大"为宗旨的外交关系,而与东邻日本却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随着安孝大王十一年(1223年)五月倭寇入侵金州,高丽的倭寇之患开始。高丽王朝在积极防御和打击倭寇的同时,开始向日本国派遣使节,两国开始了官方接触。元征日本之后,丽日关系出现低谷,但是随着倭寇入侵的加剧,高丽主动发展同日本的官方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倭寇入侵促进了高丽王朝同日本的官方交往与联系。     

何以"外民国"——《清史稿》反动成因探析

《清史稿》是民初官方主持纂修的史书,刊印不久后却因"内清室而外民国"的反动立场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究其原因,首先,清史馆在归属问题上的含糊不清使修史宗旨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在史书纂修过程中,北洋政府对史馆成员的政治立场缺少足够的干预和控制;第三,史书纂修者在书稿中表露出了或深或浅的遗民心态.最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清史稿》表现出的"表扬清室"的态度和"遗民"口吻都被视为"触犯民国"的罪证.《清史稿》从成书到被禁的历程,显示了政府与修史机构、修史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民初复杂的政治生态.     

关注"拇指文学"

手机,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手机短信",给文学提供了新的传播媒介。拇指揿动按键,传送情感诗篇。"拇指上的文学"能否给文学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文学分类的新门户比通话便宜的资费、信息的清晰无误和传播的迅速快捷等特点,     

上海火车站"混车"记

"文化大革命"时,我正是一个红卫兵.1966年"月26日,我和同班的唐同学、邓同学响应中央文革"革命大串联"的号召,来到了上海,住在永嘉路中国中学接待站.我们到几所知名大学抄了大字报、参观了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观赏过28层的当时国内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游览了南京路、外滩码头后,对这座东方第一都市的新鲜感便逐渐淡漠.12月3日,我们决定离开上海回重庆.     

长江航道局成立前前后后

正长江航道是一本厚重的书,它的兴衰荣辱与我们的国家社会紧密相连,当我们翻开它的时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历史发展的画卷。近代长江航道中国古代航道工作是起自为朝廷交往与输纳贡赋的官方航运之需,加之受"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航道被深深打上了只为官方服务的烙印,而不是建立在为官、商、民全面提供服务的公益基础之上的。其管理部门,历朝多辖于水官,唐以后还多受漕运之节制。古代管理内河的机构分为两     

明代赣南"土城"的修建探索

由于赣闽粤湘四省交界的赣南地区历来盗寇频发,明代弘治八年设置南赣巡抚,在此背景下,赣南乡村修筑了大量仿县城形制的"土城"以防守自卫。这些"土城"主要分布于粤赣交通路线上的赣江上游章江一带,其在修建与命名上需官方认可或批准,并逐渐成为集军事防御、生活居住、信仰祭祀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似城聚落"。当地宗族"聚族自保"与"聚族而居",族群"保""居"与"土城"建置成为这一地域乡邑空间的显著特征。     

"世界通史教材编写研讨会"报道

2008年11月29日至30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科承办的"世界通史教材编写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下面三个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