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读者调查表反馈意见摘编

□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铸: 历史不是我的专业,但我喜欢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我们读过去的一些党史和现代史书刊,常常感到史实不真,历史成了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贵刊出版后,令我惊奇,你们终于敢面对历史了。我特别欣赏关于朝鲜战争和中苏恩怨的系列,可惜运用的多是别人的材料。我们自己的呢?当然,我     

在天津看历史

历史独自离去,把身影残留给后人,做什么呢？不仅是充当＂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更是在借后人的口传和书写,使自己在不同诉求者的重叠中不断降临。这过程简化来说,便是：历史来了,走了,被记住和遗忘了,最后又——被重写了。 人情如此,世事亦然。     

胡适曾被国民党“封杀”

1954年,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批判胡适的运动。对于这段历史,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但发生在1929年的国民党批判胡适的事却很少被人提起。     

现代学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为个案

建国初期党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涉及改造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奠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原则问题。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体系在整体上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主流思潮是格格不入的。这场批判运动从总体上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全面系统地清理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影响,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但不容否认的是,理论界也存在着一些教条化的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批判所能达到的学术深度和科学性。     

胡适的胡说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1891—1962年）是属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胡适与何炳松比较研究

胡适与何炳松同为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误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关他们的学术背景。胡适尝言:历史是我的训练。但其实胡适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出身,他的本专业是哲学,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学史。与胡适相比,何炳松向来被视为专业历史学家,誉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何炳松     

段祺瑞的最后十年

段祺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功过自然任人评说：我们要指出的是：他遗言中的“八勿”,至今仍不失为强国之道。     

莫名其妙的“牛鬼蛇神”集训班

1966年六七月间,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人集训班,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做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这个集训班后来被批判是刘少奇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名为集训,实为保护“牛鬼蛇神”。     

胡适校勘学思想浅析

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论著。本文仅就其校勘学思想略作评述。一、胡适校勘学思想的发展线索胡适校勘学思想的发展有着较长的历史。根据胡适自传等方面的材料,可以归纳如下。1、胡适早年在家乡接受过九年的教育,读过许多经史典籍,十几岁时,便有了疑古的倾向。“如有一怀疑也都要予以批判来证明和反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为配合整理国故,大力鼓吹疑古思想,导致《古史辩》七卷的出版,也许就是基于这时的思想根苗吧,以后,他就寻觅一个能解决他的怀疑的方式。     

《胡适思想批判》作者群体考察

从现有材料来看,中国大陆对胡适的零星批判应追溯至1949年5月11日。是日,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与胡适有着几十年私谊的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除了委婉地指责胡适在哲学思想上一直蒙蔽他．在政治见解上向他做错误的引导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劝胡适回到新社会。     

不得不见的陆小曼

我认识陆小曼，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平暂住，胡适之（胡适，字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北平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哦？有那么重要？我倒要见一见!”     

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南赣乡约》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既属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又有其理论的来源和基础;而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非无的放矢。但国内学术界过去对这个“知行合一”说,往往批判否定颇多,而肯定甚少,显然有欠公允。鉴于此,本文拟从主要是肯定的角度,探讨和发掘阳明“知行合一”说在社会实践与伦理道德领域的价值。     

“五四”断想──胡适的阴影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必然要想到胡适,想到胡适,就想到了44年前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当胡适自美国回国,与陈独秀等在新文化运动中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而成为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时,其以后被人“褒”的荣耀和“贬”的阴影,就同时笼罩其身了。饶有趣味的是,胡适身前身后得到的“褒”与“贬”,均是同一个思想造成的,即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师从杜威。因此,在新文化新思潮涌动的五四前后,胡适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以“实验主义”为标志的治学、修身乃至治国的新的思想理论和…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

翻开历史,有时会看到一种怪现象,时空的颜色被一些人任意地涂抹。历史好像真的是一位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史实终究像一座大山不可动摇!想推倒它的人必然自折手臂,到头来还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粟裕身为共和国第     

为胡适辩诬——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问题与主义”的再认识

在四十多年前的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中，理论界曾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中国标本，大申讨伐。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两点最为突出：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中国式的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二，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搞大批判是雍正皇帝首创

雍正四年(1726年)，侍讲钱名世因诗赞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得罪了雍正。雍正传谕在京科甲出身的官员385人各写诗批判钱名世。这是我国历史上发动群众搞大批判的“创举”，始作俑者为雍正。     

我写《绕道》挨批判

2006年10月24日的《武汉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老作家管用和‘出道’武汉晚报：诗歌《绕道》一炮走红。”该文刊出后,有不知情的读者来电问我,《绕道》是一首怎样的诗,居然能够走红？他们很想了解了解。而知道一些实情的读者和朋友来电说,当年你因写《绕道》挨了批判,倒霉透了,怎么是走红呢？报道失实,你应写文章到该报澄清一下。[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