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对亚洲政策的提出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度、缅甸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促成了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打破了美国试图在东南亚建立对华包围圈的图谋,团结了参加科伦坡会议的国家,提出了中国对亚洲集体安全的政策,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试论务实传统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试论务实传统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王晓德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任何主权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总是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展开的。美国当然也不例外。一国外交追求本国利益原本无可厚非,但美国政府却常常把这些最为实用...     

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钥匙——《美国对外关系大全》简介

195 0年 ,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离开美国国务院时曾经说过 ,美国外交政策在“公众心目中是一片混乱……总统不理解它 ,国会不理解它 ,公众不理解它 ,新闻界同样不理解它”。基于这一原因 ,凯南离开了外交界 ,成为一位帮助公众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学者 ,不断撰写研究美国外交史的著作和评论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在凯南的倡导下 ,更重要的是 ,随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卷入越来越深 ,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兴趣越来越大 ,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为满足一般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以及学术研究的方便 ,学者们编辑了各种各样的参考工具书…     

中国与东南亚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及其影响——兼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新的党际关系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实现了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终止了对这些共产党组织及其革命运动的援助,将共产党党际关系置于政府间关系之下,明确了以国家利益作为发展党际关系的最高原则。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党身份转换过程的最终完成,也对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政策和日后东南亚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奥巴马东亚战略中的中国问题

奥巴马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高调重返亚洲,把东亚尤其是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心。美国不断加强同日本、韩国、菲律宾的关系;遏制中国的崛起;力图重新确立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这一政策助长了日本的右翼势力;打破了东亚的平衡、影响了东亚的稳定。     

一个制订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囊团——评介《特等智囊团:对外关系协会和美国外交政策》

“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是尽人皆知的,有的美国书刊说它是“一个极有影响的私人团体,有时被称为真正的国务院”,有的称它的领导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奇怪的是美国对这样一个重要组织的研究却不多,有关它的专著尤少。对此,劳伦斯·肖普和威廉·明托合著的《特等智囊团:对外关系协会和美国外交政策》一书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     

对《范登堡决议案》的历史思考

《范登堡决议案》是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在战后初期美国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决议案所确立的一些政治原则,如联合国框架下的"区域性安全"与"独立和集体自我防御"原则、"自助与相互援助"原则,成为大西洋联盟政策所尊奉的圭臬,对美国外交政策、国内政治实践、美欧联盟关系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范登堡决议案》也加剧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冷战对抗性;从长远看,《范登堡决议案》导致了美国内政外交的不稳定发展。     

古巴宗教政策的变迁

2014年12月17日,一条消息轰动了全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同时分别在华盛顿和哈瓦那发表讲话,宣布将全面恢复两国外交关系。这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美古双方"最为重大的"外交政策变化,美国对古巴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封锁与禁运政策到此彻底终结。人们也许对古巴与美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突然性"感到惊讶,但两国关系的改变并非突     

中国的世界梦——新型大国关系以及美中关系的未来

正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已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习近平主席一直在不断完善中国梦这一理念[1],关于中国梦的宣传活动也已经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然而在海外,中国梦并非众所周知。中国梦的要素之一即国际关系,在中国的出版物中经常被称为"中国的世界梦",具体地说,它包含四个要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是中国外交政策宣传中最为普遍的提法。然而,在这个提法中,还有一种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以美中关系最为显著)被称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首提这一关系是在2012年2月访问美国时,随     

德怀特·莫若与墨西哥政教冲突的缓和

1926年,卡列斯总统颁布极端的反教权法令,墨西哥政教冲突激化,演变成一场内战——基督战争,而此时因石油问题陷入外交僵局的美墨关系,受其影响更加紧张,这一形势下,柯立芝总统任命德怀特·莫若出任驻墨大使,对这场战争进行有效调停。在莫若的周旋下,墨西哥政府、梵蒂冈教廷和墨西哥天主教三方最终达成妥协,成功缓解了墨西哥政教争端。莫若也因此享有极高的声望,其外交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始末——兼论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的肇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打破美国的封锁遏制,打开对日外交的困顿局面,中国利用民间渠道,积极推动与日本民间的经贸往来。在中国与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最终达成,这是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十四至十七世纪受中国影响的越南青花瓷

越南从14世纪晚期开始在中国的影响下烧制青花瓷器,在15到16世纪青花瓷的烧制达到其青花瓷生产的黄金时期,并可与中国青花瓷在东南亚瓷器贸易市场上相抗衡,直到17世纪中国青花瓷再次成为东南亚青花瓷器贸易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产品,在中国青花瓷器的强烈影响和冲击下,越南青花瓷逐渐失去其竞争力,并最终从东南亚瓷器贸易市场上隐匿。     

浅析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

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从仅仅是贸易、经济利益的获得场所到二战之后的战略核心区域,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开始成为美国全方位的战略利益关注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又经历了四位总统的制定和执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旨在重点观察冷战后美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围绕着美国的国家利益,东南亚在如今又成为了美国的重点关注地区,以维护其不断下降的国际地位。     

试谈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微妙、复杂的时局演变和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制订的。此政策的制订,对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冷战”中的苏美关系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促使新中国制订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冲突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谋求世界霸权。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和美国自身力量与其霸权野心的差距,决定了美国希望．国共和平解决内争。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

本文以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叙述为中心,试图比较抗战后期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及国民政府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与英美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     

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评价

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史上,明代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变时期,海外贸易在唐末、五代以后,经宋、元的发展,到明代出现了崭新的风貌。明代以前的东南亚古国,迭常向中国朝贡,绝大多数的王国被视为中国的藩属,而朝贡制度则沿用到明代才趋于完备。明代前期,朝贡贸易作为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的唯一途径,在实施运作中,在“厚往薄来”的原则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甚至远及西亚和东非）的海上交通、经贸往来,超越以往而达致高潮,南海诸蕃国（当时东南亚各王国）来明入贡的也达数十国之多,与之相伴,明代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外交也大放异彩。 关于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研究,以往学者有过不少的论述,但多在双方友好往来方面着墨用力,平情而论,题材不免有些单一,而且以其反映历史事实的全貌,又不免有失偏颇之处。从实质而言,明朝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在友好交往之外,还涵盖其它方面的内容,而且同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应是此项研究的范畴,是一项有待开发的课题。邱炫煜先生著《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一书,可谓在这方面作了某些尝试性的研究,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力作,不仅史料翔实引证得体,而且立论新颖多有创获,这充分反映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硕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美对抗格局的形成,使原已存在的东南亚华侨问题更加复杂。美国旋即从遏制中国的角度介入该问题,并制定了详尽的政策。例如,鼓励台湾当局争取华侨支持;排斥中国在华侨教育中的影响;鼓吹“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充分发挥香港在华侨政策中的独特作用;等等。1960年,美国又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了它对东南亚华侨的政策。但是,不管美国的政策如何变化,其遏制中国的基本目标却始终如一。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

本试图将日本经济外交的缘起置于战后初期东亚的整体政治格局中加以考察。认为随着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对手,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最终形成。阻止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传统贸易往来,同时促使日本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进行整合,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核心环节之一。美国东亚政策的这一转型影响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及贸易模式,并推动了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     

1959年赫鲁晓夫的访美与中苏关系

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关系发展史上一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到美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高调宣扬“和平共处”的缓和外交,力图同美国共治世界,实现世界霸权;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对其所宣扬的外交政策及对世界局势的错误认识感到不满;随后在中国进行的会谈中,中苏双方也没有消除在对美国政策方面的分歧,反而使分歧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