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冬学运动是为了配合抗战要求进行的一项群众性的政治教育运动,并且取得了颇有成效的民众动员作用.本文主要是从冬学运动的前期宣传动员工作、具体实施阶段、实施过程中民众动员的特点以及其在民众动员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几个方面来论述冬学运动的民众动员作用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的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①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即通过动员帮助人们明确斗争的方向,提高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以发动民众积极投身抗日,英勇奋斗。一般来说,民众的政治动员是两个过程的结果：一是在一定社会变迁基础上民众自身社会心理变迁的结果;二是某种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新兴的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动员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国民具备了革命的政治心理,这一点我们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各阶级、阶层民众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就可窥见一斑。     

中央苏区时期的读报活动

正读报活动是中央苏区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缩影,深刻嵌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各项活动中,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深入群众、影响群众的重要方式。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读报活动,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社会动员,强化民众政治意识和进行工作指导。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能力不足的主耍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制定并实施了民众动员政策.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坚持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文化上禁锢抗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且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其史治的腐败等原因,造成其民众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致使国民政府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中共对成都接管中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

中共在接管成都城市政权所进行的工作中,面对更为广泛的动员对象,采取了遍地开花式的宣传动员和深入的思想教育以及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动员形式,包括:大量派遣军事代表对被接收单位和个人进行座谈与宣传;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广泛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树正面典型以引导与抓反面典型以警策相结合的动员方式;运用物质鼓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动员策略,在物质上成都市军管会及人民政府努力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精神上努力营造人民当家作主的翻身幸福感,努力培养民众的政治认同,加强与扩大中共的政治权威。成都的顺利接管,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员不仅方式灵活、力度深入,且效力也颇为卓著。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当局的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

战争不仅是双方军事、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也是政治上,特别是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的竞争。全国抗战爆发,由于大敌当前,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胁,国民党当局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施行的镇压人民、禁锢人民抗日要求的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转变。 一、民众动员 全国抗战之始,本省为适应战时工作的需要,     

解放太原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民众动员之比较

解放太原战役期间战争双方均需在当地动用大量民力、物资,民众动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往复争斗近十五年,彼此已相当熟悉,二者的动员模式、技术极其相似,但实践效果却判若两途。通过比较双方在政治宣传、民众保障、组织发动、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动员活动,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动员更贴合人们的需求,能够获得民众的自觉支持;反观阎锡山方面却是官民区隔、上下离心,浩大的动员声势常流于表面。二者迥异的组织能力和政党文化影响了实际动员效果。太原战役期间双方在动员中呈现的差异不啻是当时国共之别的重要缩影,也折射出左右两党最终胜败的内在原因。     

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

支援抗战和建设新赣南是“赣南新政”时期社会动员的两大主题。蒋经国身体力行,动员干部,革除旧弊,树立新风;发动民众,措施多端,形式多样。其动员民众的思想既有国民党动员政策的脉络可寻,又受苏联模式感染甚钜。社会动员是一个荡涤旧俗、裂变旧的社会心理信条的过程,赣南社会由此经受了苏区革命以来新一轮的洗礼。     

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的历史考察

乡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在1942年后受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县区以上行政公署的重视,根据地发动了旨在改造和健全基层政权的乡选活动。在乡选过程中,华中抗日根据地党政组织大力动员乡村民众积极参加,各阶层参与程度不一,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取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最大化地展示了乡村民主,并建立了以广大民众为中心的新型基层政权,增强了乡村各阶层对抗日根据地政府的信任感及政治参与。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边区社会教育的开展,立足乡村社会的实际,寻求教育与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扫除文盲的同时,实现了对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从而推动边区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建国前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党只能直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能运用直接的领导方式,即所谓"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实行党的政治领导。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主要围绕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展开,组织和动员民众摧毁旧有乡村制度的安排和建立新制度,树立党在农村社会的领导权威和重建乡村秩序。     

关税会议期间国民党在北方的民众动员

关税会议期间北方的民众动员是国民党民众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明确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并以此为号召,一方面发表宣言通电派出外交代表团进行宣传鼓动,另一方面进行党团运作,领导民众团体发起集会游行,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由此,国民党将国民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尤其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     

论李宗仁与抗战初期的安徽政局

李宗仁及其新桂系势力,趁全国抗战之机入主安徽。为了巩固地方统治,顺应抗战形势需要,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较开明的政治改革和施政措施。诸如:提倡民主化建设,积极任用抗日进步人士;健全基层政权,反对和惩治官吏腐败;开展民众动员,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等等。为抗战初期安徽敌后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兴起,以及大别山地区的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战后国民党在澳门的活动及影响

"二战"结束后,凭借在内地全面执政的有利形势,中国国民党恢复了在澳门的公开活动。在加强党员征集与组织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创办与推动成立社团并依托社团组织动员华人民众,强化党国教育及意识形态灌输,筹划大型祝庆活动,参与内地"制宪"、赈灾等事务,协助解决华人社群民生及行业劳资纠纷,促进澳门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国民党战后在澳门的活动,目的是服务于内地政治需要,即通过扩展其在澳门华人社群的政治影响,争取民众支持南京政府。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展示了与传统排外主义迥然不同的对外方式和理念 ,包括人民主权思想和全民国家观念的兴起、新式社团和报刊等现代传媒的运用、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成长和现代舆论的崛起 ,以及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 ,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为动员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普选运动中政治动员的意义阐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普选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下乡的集中实践。针对乡村民众对普选的认知,政府在普选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相应的宣传和动员。普选动员在贯彻国家意志中培养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在新旧政权的对比中引发了民众的民主参与热情,在彰显人民民主的意图中加深了民众对民主意涵的理解,在男女平等的宣传中激活了妇女对民主权利的主张。普选的政治动员推动了民主下乡的进程,成为后来农村基层民主勃兴的历史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