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道德本体论及其伦理学价值

理学道德本体论将伦理道德视为宇宙之最高本体,这个最高本体就是"理"。"理"的内容是仁义礼智"四德"和忠孝节悌信"五伦"。理学道德本体论的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它为理学经济伦理观提供了世界观基础、价值方向和价值目标。     

试析元代大儒许衡的宇宙生成论思想

本文通过元代大儒许衡在理与气,理与天,理与物、理与心等关系范畴上的论述,阐释了他的道→太极→气→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理论。许衡的宇宙生成理论在继承朱学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程朱理学的某些束缚,吸收了张载气学和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简论朱熹的理学思想

朱熹的理学思想代表着儒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他把理与气两个单个的哲学范畴结合在一起,发展为一对相对的范畴;改变了传统儒学知人而不知天的弊病。在理气宇宙论的基础上对儒家的性善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建构,把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人们应该通过格物致知,向天理归附。以天理的无上至尊和人与天理的紧密统一为"存天理,灭人欲"进行了论证。同时,也为维护整个封建制度和价值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拟就朱熹理学思想的体系做一简要、系统的分析。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试辩二程视域中的“理”

程颢和程颐是理学(道学)的创始人,他俩都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开拓了儒学发展的新风气和新境界。毋庸否认,二程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理论层面上,两人间仍存有不可忽视的差异。二者对"理"具有不同的阐释,对"理"的体认态度也有差异,而对修养方法的设定与体证,也值得比较。     

对欧阳修史学的再认识

欧阳修是北宋大史学家,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者之一,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和他的理学观点有联系,因此认识欧阳修的史学不能离开对他的理学观点的研究,不能把欧阳修的史学和理学分割开来。我们把他的史学和理学联系起来研究,考察其中的关联,又分析各自的特点,那么,我们对欧阳修的史学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评价,可以对一些问题作深入一点的思考。《宋元学案》卷四《庐陵学案》介绍欧阳修的理学观点和他的学术思想渊源流变。这一卷《学案》中辑录的《易童子问》、《本论》反映了欧阳修学术思想的几个基本点。近代理学史著作有的注意到欧阳修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必要的述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洛蜀会同”与南宋理学书论

南宋是理学的成熟时期,“内圣之学”发展到极致已暗含道学向心学的转型。“洛蜀会同”促进了理学的普及,对书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奠定了书法批评中伦理批评模式,其影响波及元明清,意义尤为深远。     

“吾心有主”才会“心有长城”

宋元之交有个著名学者叫许衡。他一生主持国学,兴办学校,以儒家六艺为国学内容教化百姓,官至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他认为心与理“一以贯之”,可以“宰万物,统万事”。主张“存养”使“气服于理”。其学说对程朱理学的传播和世风淳正有一定的影响。     

戴震对理欲关系中“理”的辨正

在程朱理学中,＂理＂是一个具有根源性、总体性、形上性的本体概念。戴震的哲学是在对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而他用以刺入理学内核的武器就是全新形态的＂理＂概念。戴震在概念分析上把＂理＂规定为分理、条理、情理。在将这些内涵运用于社会生活时,它们被解释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秩序性以及适度性。此外,还包括人对这些内容的正确认识,即道德真理。据此,戴震对宋明理学家以＂意见＂为理,造成＂以理杀人＂的后果展开了严厉批判。     

王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的本质区别

王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有本质上的区别.朱熹理学违背了儒学"天人合一"一元论思想,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走向二元论.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是基于对朱熹知先行后思想导致的不良后果进行的补偏救弊措施.朱熹将天理与人欲割裂开来,要人欲听命于天理,实际上是走向了性本恶.王阳明"心即理"的提出,即是对性本善的肯...     

《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

中国早期启蒙学术在乾嘉时期以“乾嘉新义理学”为表现形态。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 ,力主达情遂欲 ,反对存理灭欲 ,要求以新的合情之理取代宋明压抑人情的“天理” ;其二 ,通过“训诂明而后知义理”的为学程序 ,淡化传统“义理学”的“道德化”强势及“自由心证”的主观语境 ,突出学术的意义、实证的意义、试验或实测的意义 ;其三 ,从“言心言气言理”的形上“义理学”走向沟口雄三所指出的“社会的相关之理的创出”。正是如上三方面 ,构成“乾嘉新义理学”的框架 ,并显示出与宋明“义理学”的分野所在。而编纂于这一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 ,就从多方面表现出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内在关联。     

20世纪以来关于朱、陆、王之异同的比较研究综论

正朱学、陆学和王学是宋明理学研究最主要的三个对象。概括地认识三者关系,最直观的方法就是分系,也就是将理学分成不同的系统,看朱、陆、王三学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近现代理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就是运用哲学的思维和方法分析有关问题。范畴是哲学分析的基础,理、气、心、性等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     

福建理学先驱章望之

<正>中国理学发端于北宋北方的"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福建理学的发端与"宋初三先生"差不多同时,其代表人物为"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浦城章望之也在这期间进行儒家经典的研究,解释儒家经典,不重训诂,而重义理。用儒家经典创立自己的理论,成为福建理学先驱者。淡心利禄逸致天涯章望之,宋仁宗时人。字表民,福建浦城     

中国最美的溪流(下)——写在武夷山九曲溪畔

<正>美在道南理窟武夷山不仅是洞天福地、人间仙境,还是理学名山。道南理窟,即理学荟萃之地。理学,即朱子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成宋末至清代7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影响远及东亚、东南亚和欧美诸国。而武夷山是朱子理学孕育、形成、发展的发祥地。朱子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武夷山从学、著述、传教近50年,朱子理学在这里萌芽、成熟、传播。朱熹等理学家在武夷山的活动,使武夷山成为最著名的理学名山。     

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与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作为宋明道学又一高峰,完成了儒学从程朱的“理本论”向“心本论”的过渡,其“乐本人心”音乐观将“心”与“乐”体用一源,把儒家礼乐践行指向人的内在自觉,更适用日常流行。阳明后学在此基础上将音乐审美引向了唯情说,也走向了儒学礼乐教化反面。本文通过探析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并对其美学意义加以分析。     

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

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何孝荣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期间（１６６２－１７２２）,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他尊奉程、朱,排斥陆、王;提倡真理学,反对假理学;宣扬理本体论和程、朱理学顶峰论．强调＂实＂学。康熙提倡程、朱理学,既促进了清初的统一,巩...     

即事求理、理在事中——中国哲学对“实事求是”的本体论诠释

"实事求是"源于明清经学中的考据学方法。毛泽东同志借之用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此后,实事求是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事求是"包含着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方法论的丰富含义。本文考察宋元明清学术史后,认为,应以"理事关系论"诠释实事求是。理事关系中的"即事求理"、"理在事中"构成了"实事求是"的本体论含义。而且,理在事中比"气生理"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进而,本文设想以"理在事中"深化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达中国哲学讨论理事关系的论域。本文同时要辨明"气生理"的理论风险性。     

以社会历史为本位:论冯友兰新理学的道德观

冯友兰认为传统的儒家哲学是一种伦理学,那么,道德问题即是其最主要的问题。在传统的儒家哲学里,道德是内在的,因而是超越历史的。而在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里,因为消解了传统儒学"天理"、人性之道德价值性的内涵,因而道德是外在于人的,是社会之理的基本内容;人所有的道德理性,也由此从传统儒家哲学之道德的"内在自觉"而向新理学之"外在自觉"转换了,因而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     

浅说薛瑄

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温,号敬轩.文清是朝廷给他议定的谥号.薛瑄生于明初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卒于天顺八年(1464),享寿七十有六,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典型的秉公执法,耿直可风的名臣.因为他在学术思想界占有重要的位置,故得从祀孔庙,是明清以来世所公认的鸿儒巨哲,理学大师.至今他的家乡山西河津县里望乡平原村(现划归万荣县)村北公路旁还有一块明刻“真儒里”三个大字的石碑,巍然屹立.在理学上他是与北宋程颐、南宋朱熹一脉相承的传人,但他却对朱熹的“理在气先”观点提出异议,作了修正.认为“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因为他在理学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哲学史上“河东学派”的领袖和开山者(所谓“河东学派”是人们对另一晚于薛瑄近百年,即1472——1529年的以王守仁为代表的继承了南宋陆九渊学说形成的“馀姚学     

朱熹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到了宋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司马光、欧阳修、吴缜、刘攽、沈括、洪迈、王应麟等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而却有二位独步当时的人物。一位是郑樵,他在《通志》中设《校雠》、《图谱》、《金石》三略,不仅扩大了文献的范围,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尚有一定影响。①另一位便是朱熹,他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家,他把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引入史学领域,强调用理学去统率指导史学,把“理”作为历史评价的最高标准,充分显示出其史学的理性色彩。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史学对于理学的作用,认为理学离不开史学,需要史学为之体现,所谓“理无事则无所依附”,只有遍知天下精粗巨细之史事,义理“万可见用”,否则便是“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