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灾害危机中的政治重塑与吏治振兴——以汉代为中心的考察

在灾异说理论化的两汉时代,自然灾害和异象被赋予了政治和人事的内涵,灾异的剧烈和频繁,常常使汉王朝陷于灾害危机和政治文化危机之中.汉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政权的长治久安,通过帝王自谴、纳谏求言及拔擢贤良等务虚策略和反贪崇廉、加强考课、申饬官吏履行职责、严厉惩处救灾失职官员等吏治振兴之举,进行政治重塑以挽救危机.实际上...     

考古出土汉玉的历史学观察

从目前考古出土玉器的情况看,两汉是古玉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时期,之后的玉器开始了生活化的美学发展阶段。儒家理论与黄老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得汉代厚葬之风盛行,用玉制度在两汉发展成熟起来。在两汉,儒家思想与羽化升仙的黄老思想这两种表面看起来相悼的哲学思潮在玉器中达到完美的契合,将玉器的象征寓意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说两汉玉器是艺术和政治的结合,也是艺术与宗教的结合。     

考古出士汉玉的历史学观察

从目前考古出土玉器的情况看,两汉是古玉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时期,之后的玉器开始了生活化的美学发展阶段。儒家理论与黄老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得汉代厚葬之风盛行。用玉制度在两汉发展成熟起采。在两汉,儒家思想与羽化升仙的黄老思想这两种表面看起采相悖的哲学思潮在玉器中达到完美的契合,将玉器的象征寓意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说两汉玉器是艺术和政治的结合,也是艺术与宗教的结合。     

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

本文从灾害历史文献学的角度 ,对两《汉书》之《五行志》的价值进行了探析 ,认为《五行志》的出现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因此 ,其在两汉灾害状况研究、两汉历史气候研究、两汉灾异思想研究 ,以及反映政府在灾害中的职能与民众灾后的恐惧心理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学界对其文献价值应予以相当的重视。     

政治权力绑架下的天人感应灾异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

通过将思想史和政治史相结合,本文论述了汉帝国时期的两个悖论。汉儒完善了天人感应的灾异说,从理论上来看,这种学说能够让官员利用灾异来限制皇权。但从灾异说现实的运用上看,我们发现其完全背离汉儒的理论设计,沦落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导致灾异说理论和实际运用的巨大偏差时,我们发现了第二个有趣的悖论。儒生成功地取代了卜、史等专职官员成为灾异的主要解读者,但他们成功的原因也直接导致他们丧失了卜、史曾经拥有的对灾异解说的话语垄断。在灾异解释缺乏制度化、职业化的保证时,灾异理论不具有独立自主性,不仅灾异解读陷于无休止的论争中,而且往往为政治权力所绑架,成为一个服务于当权者的斗争工具。     

两汉南北朝奴婢制度的比较研究——兼与魏晋封建说商榷

两汉南北朝的奴婢制度,是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两汉的奴婢制度,关系到两汉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一直十分重视,研究成果很多,但分歧较大。一说汉代和罗马一样,是奴隶制经济起主导作用,奴婢的法律地位与罗马相同,汉代的奴婢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一说汉代的奴婢主要用于家内役使,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奴婢的法律地位与奴隶社会的奴隶不同。奴婢性质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认为,孤立地研究两汉的奴婢制度,势必“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看法不容易一致。而对比研究两汉与魏晋以后的奴婢制度,才是解决汉代奴婢性质问题的正确途径。     

东汉灾异的早期记录——从原始史料到伏侯《古今注》

东汉一代有着较为完备的灾异记录制度,这包括灵台的天象观察、郡国的灾异上报、刺史采取灾异以及特使查访灾害,最后由太史令"掌记之",从而形成了原始的灾异史料。这些灾异史料随即为东汉的"注记"与"起居注"所采用,成为官方史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伏侯利用其与修《东观汉记》的便利,即仿照官方之"注记",撰成《古今注》一书。该书之记事,以灾异、祥瑞为其大宗,虽不曾为《续汉书·五行志》所采用,却是了解东汉官方灾异史料的重要参考。     

试析方志中的音乐元素及其艺术美

地方志,又称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的综合性资料性史书。大多数人主张方志起源于《禹贡》,有两千余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较早的地方志书,一般称为“图经”。宋代是方志盛行的时期。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说：“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在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过程中,两汉士大夫在政治取向、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分别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和个性。追求入仕,师、吏并重是两汉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论其异,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儒学的政治化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     

两汉金印简论

在中国古玺印的发展过程中,两汉玺印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篆刻艺术领域里,有所谓“印宗秦汉”一说。本文拟从两汉玺印质地入手,从玺印文字、官职名称、钮制、印制规格等角度,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具体考察两汉金印的制度和特点。     

论汉墓画像中的灾异现象

以汉墓画像中灾异图像资料为研究对像,结合汉代社会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阐述汉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人生信仰的追求。     

天变灾异与熙宁变法

在熙宁变法期间,当天变灾异发生时,宋神宗不敢放弃对天的信仰,不敢放弃天人感应说;王安石徘徊于天道自然观与天人感应说之间,也没有能力说服宋神宗接受他的天道自然观;反变法派则借机大肆攻击,恰中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弱点。天变灾异使安石变法陷入困境,是熙宁变法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与南阳汉画

两汉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对南阳汉画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表现在汉画像墓室的构造设计及汉画艺术内容等方面     

汉代经学论难考述

两汉时期的经学论难十分盛行,尤其是在东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风气最盛。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皇帝对此的重视和推动,另一方面,汉代实行的＂设科射策＂无疑也是经学论难盛行的重要原因。经学论难对汉代经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体现在经说的繁复、家派的分立与通学的出现三个方面。     

皇权下两汉窦氏家族研究

皇权对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点可以说是公认的。而皇权是否支配了社会则是不断探讨、商榷中的论题。本文试图以两汉时期为背景,以外戚阶层为切入点,对皇权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阐释。笔者希望透过对两汉窦氏外戚家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明晰皇权的支配力量。     

汉代的灾异祥瑞诏书

<正>灾异和祥瑞是占候被用于国家政治时的吉凶两类征兆。灾异指自然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祥瑞被人们认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灾异祥瑞思     

大连地区出土汉代陶质建筑模型研究

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已经证明,大连地区建置始于燕秦,完成于两汉。两汉时期,大连地区长期是辽东郡沓氏县、文县的辖境。随着丧葬习俗的改变,在西汉中期以后,盛行制作各种专为随葬用的冥器。大连地区汉墓中出土了很多建筑模型,这些建筑模型为我们研究大连地区汉代建筑特点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使得我们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制度的发展

宰相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宰相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宰相制由两汉的三公制发展到隋唐时期的三省制。本文说明了宰相制度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并着重讨论了这个时期各个阶段谁为宰相的问题。     

灾异:汉代帝王强化皇权之借用工具

正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汉代,人们对日食、月食、星悖、地震、旱灾等自然异象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因而认为这些自然异象乃是上天对帝王失政而发出的谴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出灾异以惊骇之"(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9页),这样灾异与帝王就有了联系,同时也为汉代帝王借助灾异强化皇权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