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则国强 分裂则国衰——孙中山与祖国统一

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富强,孙中山苦苦探索,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号召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为此奋斗终身。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孙中山祖国统一的思想和主张。虽然他未能实现统一中国的宏愿,但他的精神和斗志仍然激励着我们去完全他未竟的事业;他关于祖国统一的思想与主张仍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仍有现实意义。     

清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清朝统治的成功系多种因素交织而形成的合力所致。商业政策作为清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既非"汉化"独具的内容,也非满洲特性,不失为破解汉化史观和强调满洲特性二元对峙格局的一个考察视角。清前期的商业政策已非抑商,秦汉以来的制度化的抑商政策和措施已经灰飞烟灭,通商已成为清前期商业政策的基本取向。通商对经济的推动、民生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而经济发展,边疆开发,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各族皆从中受益,生存状态得到改善,经济力便会转化为追求统一的驱动力,即统一力。这既是清代多民族国家得以统一与巩固的基础,也是动力机制。于此,通商政策确有力焉。     

民初唐绍仪内阁与袁世凯关系新论

南北议和后,唐绍仪内阁在南北合作的基础之上组建起来,唐氏本人也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表现出某种超然性。北洋派却视其政策有违本派利益,群起而攻之。参议院中的原立宪派势力亦因敌视同盟会而攻唐,致使唐内阁发生动摇。袁世凯从统治的全局出发,采取了维护唐内阁的态度,居间斡旋,也显示出一定的超然性。然而,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唐绍仪的调和政策与袁世凯的统一政策发生了矛盾,并最终导致袁、唐关系决裂。由于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唐绍仪终于弃职而去,唐内阁亦随之瓦解。唐内阁的解体,意味着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     

列宁与民族问题

俄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使俄国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各非俄罗斯民族的平等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但这一进程在苏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与革命前党的民族纲领之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与各省地方政府的反应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政策的直接导因,是为了制止白银外流,但实施统一的法币政策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制止白银外流只是法币政策实施的一个契机。本文试图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为中心,对法币政策实施前后中央与各省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考察。     

五四运动与中国统一方式之抉择

五四运动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民主、科学、自由等思想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国民意识的觉醒。而北洋集团的形象及其践行的武力统一政策与"五四"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五四运动之后,野蛮征服式的武力统一方式为国人所厌弃。特殊势力间分赃式的和平统一会议,亦饱受时人诟病。至于联省自治,曾被寄予厚望,且在舆论上掀起极大热潮,但最终因军阀的阻碍而难成现实。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革命与统一两大时代主题的融合,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都提出以革命统一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国共两党之外,不少人对武力统一的主张进行反思和改进,清除了其野蛮征服色彩,使之具有革命性质,这使得革命统一更具社会思想基础。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

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是日本侵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分裂状况 ,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个客观因素。事变发生之后 ,直到七七事变之前 ,日本继续以分裂中国为扩大侵略的前导 ,而中国的政局则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双向特性 ,即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趋向并存。但是 ,日本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的扩张 ,都增长了中国的一份抗日情绪 ,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一转换的希望。最终 ,在国内舆情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 ,统一代替了分裂 ,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     

试论汉代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滇文化、吴越文化等七大地域文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实施的巩固统一、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为各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因秦享祚短暂,二世而亡,     

浅析金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融合

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统一女真族诸部落之后,于1 1 1 5年在上京会宁府建都立国,国号大金。金政权是多民族联合政权,主体为女真族,汉族占绝大多数人口。在金立国之后的一百二十年中,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积极推动了我国多民族共存格局的形成,促进民族融合的发展。本文拟就金代民族政策对民族融合的影响略作论述。     

清前期北疆政策的渊源与影响

明朝末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经过40余年的征战,建立并巩固了后金(清)政权。此后,历经皇太极、福临、玄烨、胤{真、弘历五代皇帝的努力,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清朝皇帝之所以能成功地统一边疆地区,有其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本文拟从分析清政府制定北部边疆政策的过程及其影响两方面来探讨其政策得失。     

统一累进税在抗日根据地得以实施的原因——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对根据地社会进行了变革与整合。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在财政税收制度上实行统一累进税,是财政税收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这项政策首先在晋察冀边区实行成功后,又推行到晋冀鲁豫、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统一累进税分级次,分税率统一征收,是一项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是中国税收史上的一大改革和创新。     

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构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晋察冀边区政府正是通过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两个政策来汲取资源,以争取地主和农民的支持而进行持久抗战。统一累进税的负担面达到了80%左右,原来不承担赋税的贫苦农民也承担了统一累进税。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减租减息在统一累进税之后被赋予新使命,可以视为是对缴纳统一累进税的农民的一种补偿。地主处于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夹击之下,游走于去地与收地之间。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的实施过程中充斥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政府努力平衡地主与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增加农业产出这一点上,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达到了融合,既扩大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晋察冀乃至华北敌后的持久抗战。     

民国初年经济政策的背景与起步

民初南北统一至北洋军阀政权结束,这一时期的政府经济政策,表现出扶植与奖励的导向,又具有控制与聚敛的实质。它对于中国早期经济发展,特别是其所谓“黄金时代”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关系。对它的背景与起步的分析,则是由源及流地探讨该政策多重矛盾及其内外关系的必要环节。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甲午战后所获初步发展,应是民初经济政策形成背景中的首要因素。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其初步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必然引发特定的政策需求。如果说晚     

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

地处文明结合部的南斯拉夫自古以来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文化同中有异,民族宗教的隔阂与冲突由来已久;在东西方列强争霸角逐的背景下,南斯拉夫各民族长期处于外部帝国异族统治和分裂割据状态之下,其成员的族类民族主义根深蒂固,明显强于对统一多民族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因此,民族主义成为阻碍与破坏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的顽症。南斯拉夫王国大塞尔维亚主义致使民族危机成为南斯拉夫社会的痼疾,而南斯拉夫联邦体制变革不当和相关政策失误使民族危机重新激化。     

构造统一国家与建设现代边防：民国前期“西南政策”考论

民国前期"西南政策"以云南为中心,联合川、黔,扩展到桂、粤五省联合,又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相结合,成为与"北洋"对立的南方政治主张的统称。"西南政策"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而发展、流变甚至扩张,国家主义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同时也存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地方主义色彩。由于时代、客观条件及领导人等因素,"西南政策"最终走向落幕,但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代表的地方性视角或者说是"西南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加强和改进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对策

"形势与政策"是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一,多年来教育部一直非常重视这门课程,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教学时数难以保证、教师队伍良莠不齐、教育对象敷衍了事、教学效果有名无实,在各高校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第一,须将"形势与政策"统一纳入全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计划,保证"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课程化;第二,须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实行专题化教学模式,注重现实性、时效性和知识性、理论性的有机结合;第三,须打造专业的"形势与政策"专职教师精品团队,确保师资水平;第四,须积极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发多媒体课件,增强教学的感染力。     

学科借鉴与理论比较:“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创新的一个视角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开设的特色课程,在高校学生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具有政治性、理论性和发展性的特点.由于课程本身的特点、教材和教纲上的不统一、滞后性以及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这门课程在实践教学中形成了“政治说教”、“晦涩难懂”和“政策背书”的负面印象.为了提升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本文试图从学科借鉴与理论比较的角度,尝试提出课程教学创新的一种途径.     

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

<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字"政策[1]。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政策的内容、实质和效果做了不少探讨。陈昭容总结前人研究,归纳出"正字形"和"正用字"两种主要意见,作为认识"书同文字"政策的两个层面。她认为,"书同文字"政策在"正字形",即废除与秦系文字不合的字形写法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而在"正用字",即改用与秦文用字习惯相同的通假字方面,则效果不彰[2]。     

碳税规制下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低碳转型的演化博弈研究

研究碳税如何有效推动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的低碳转型，对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构建碳税规制下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低碳转型的演化博弈模型，从统一碳税与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角度分析经营主体在低碳转型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1）为推动经营主体实施低碳转型行为，政府设置的碳税税率会对经营主体的低碳转型产生影响，结果表明在一个特定的碳税税率阈值内，碳税规制对经营主体的低碳转型有积极作用，该阈值取决于经营者低碳意识、碳汇量、单位碳减排成本、碳减排量，政府碳汇补贴以及消费者低碳选择偏好。（2）在已有的碳税税率阈值影响因素中，经营主体间在协同效应下的单位碳减排成本的影响最大，单位碳减排成本与碳税税率之差越小，经营主体越愿意实施低碳转型行为。（3）对比分析两种政策的差异性发现，当政府设置差异化碳税税率均高于统一碳税税率时，差异化碳税政策更优；当政府设置差异化碳税税率均低于统一碳税税率时，统一碳税政策更优；而统一碳税税率位于差异化碳税税率区间时，税率设置存在临界点，使得两种政策作用效果相同，低于该临界点时，差异化碳税政策更优，反之，统一碳税政策更优。     

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

属邦是秦针对境内少数民族设置的管理机构,在秦统一六国前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管理归服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统一后,属邦与内史、郡平级,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秦统一前,在属邦之下由"臣邦君长"统辖"臣邦人",袭用原有的统治方式;统一后,相应称谓变为"蛮夷君长"和"蛮夷"。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后,境内蛮夷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官吏行使管理职责,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道中蛮夷本有缴纳賨钱即免徭赋的政策,但随着时间演进,蛮夷被征发屯戍,实际上同于编户,故徼内蛮夷的编户化也逐渐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