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石峁遗址陶器分析

石峁遗址在陕北地区早期考古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陶器分组、分期和文化谱系的正确识别将是认识该遗址相关问题的基础。本文将石峁遗址出土的陶器划分为四组。第一组以单把宽弧裆斝式鬲为代表,与汾阳杏花村H118年代相当,为龙山时代早期,是为第一期遗存。第二组以正装双扳鬲、三足瓮、盆形斝、盆形盉、大口尊等为代表,与大口二期文化内涵相同,年代约为龙山时代末期至夏纪年早期。第三组以双耳罐等为代表,为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东渐的因素,往往与第二组遗存共生,年代相同。第二、三组共为第二期遗存。第四组为商周之际的陶鬲和折肩罐,文化面貌与先周文化、李家崖文化有一定联系,为第三期遗存。这三期遗存不仅年代上均有缺环,而且文化谱系相异,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石峁遗址周边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谱系更替和文化格局变迁历程。     

松嫩平原战国两汉时期文化遗存研究

本文根据江河流域将松嫩平原划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区分出各区的文化遗存的类型,探讨同一区域内文化遗存、不同区域内文化遗存关系及松嫩平原诸文化遗存与周邻地区考古文化遗存的关系.考察各区诸文化遗存的渊源及成因,验证出按江河流域划分的自然地理区与按文化遗存的渊源关系划分的考古学文化区是基本吻合的.并根据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指出松嫩平原是面向太平洋和面向欧亚大陆两大板块的结合部.嫩江中下游地区的西部文化系统是面向欧亚大陆的板块,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东部文化系统是面向太平洋的板块.东、西两大系统在松嫩平原并立存在,相互交往和影响,不断冲突和纠葛,在不同时段内,彼此进退、消长,构成了战国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     

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经过2003-2004年两次发掘,发现了三个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此成为太行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标尺。第一期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前5000年,陶器群以直腹盆和支脚为主,与磁山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且同属直腹盆系统。发现有房址和祭祀场等重要遗迹,出土有石器、陶器、玉器等,特别是刻陶假面面具和面饰与祭祀场所一起,成为研究史前宗教等仪式的重要新资料。第二期遗存略早于后岗一期文化,陶器群以圜底釜、支脚和钵为主,是后岗一期文化的直接来源,两者同属圜底釜鼎系统。第三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则与雪山-二期和镇江营三期遗存相似。     

河套东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墓地的分期及相关问题

根据陶器类型学分析,河套东部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遗存可以分成六期,时间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这些墓葬遗存可以分成四大类,相互之间存在四个层次的关系.从陶器的联系来看,河套东部地区春秋战国遗存与属于燕文化区的冀北地区的文化联系较为密切,和晋文化区联系较少.     

从龙游荷花山遗址东区的陶器类型谈对上山文化分期的新认识

龙游荷花山遗址东区主要为上山文化阶段的遗存,本文基于荷花山遗址东区的地层关系和陶器类型的演变序列,通过与上山文化早、中、晚期典型遗址上山遗址、桥头遗址以及湖西、长城里遗址的陶器进行比较研究,从上山文化陶器类型的文化因素构成和谱系序列,探讨对上山文化分期的新认识,同时结合14C测年数据,认为荷花山遗址属于上山文化早期后段至中期前段,年代为距今约9200～8800年。     

蔚县夏家店下层文化颅骨的人种学研究

地处长城沿线的冀北地区是我国古代各族先民往复迁徙、混杂聚居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原文化同北方草原文化及现今东北古代文化的重要接触带。因此可以想见,在该地区的古代居民群体中必然包含着较为复杂的人种学背景。近年来,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人们对这一文化的面貌和性质等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入,但对于这种文化居民的体质类型尚不甚了解。蔚县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骨,为我们研究长城地带青铜时代     

城固宝山商时期遗存相关问题的探讨

宝山遗址位于陕西城固县宝山镇宝山村,1990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调查时发现该遗址,并于1998年对其进行了发掘[1].宝山遗址发掘所获以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报道者将该类遗存命名为"宝山文化"[2].本文从考古报告出发,拟以宝山遗址商时期遗存的陶器为基本研究对象,对该类遗存的年代、源流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     

试析神墩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存

神墩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存兼具环太湖地区、宁镇地区与皖江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特点。虽然其早期部分遗存与骆驼墩遗址相类,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而晚期以陶鼎为代表的遗存可归入骆驼墩文化。根据遗址(4)层下墓葬间的层位关系及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将这批墓葬由早至晚划分为三组,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墓地的形成、布局等相关问题。     

成都市温江区柳岸村遗址商周时期遗存试掘简报

柳岸村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了4个灰坑,出土了大量陶器,这些陶器特征明显,且大多出自同一个灰坑,共存关系明确。这为研究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及两者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陶器器形的整体辨识提供了参考。     

湖北随州张家寨周代遗址发掘简报

张家寨遗址位于湖北省随州市随县均川镇均河口村张家寨西南。2017年6～9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出一批后石家河文化、周代及宋代遗存,以周代遗存最为丰富。清理的周代遗迹有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其中陶器常见器形有鬲、甗、罐、盂、豆、尊、罍、缸、瓮等。根据地层关系及陶器的演变特征,可将周代遗存分为三期,各期遗存具有明显的周文化风格,其年代跨度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本次发掘为进一步认识随枣地区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略论怪异动物纹样及相关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陆续发现少数民族文化遗存,特别是相当于东周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有较多发现,为研究古代北方诸族的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根据目前发表的资料,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遗存中以丰富多彩的青铜器及金银器最具特色。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装饰各种动物纹样,其中以各种姿态的动物及动物相斗、猫科猛兽捕捉食草动物的题材为大宗,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以往,人们将这类青铜器称     

河南开封虎丘岗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虎丘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罗王镇王陈寨村,发现有较为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除了存在明确的文化层堆积外,还清理出诸多灰坑,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遗物。虎丘岗遗址商文化遗存延续时间较长,其中二里岗时期文化因素较为单纯,年代为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偏晚阶段到上层二期;殷墟文化时期遗存属于“安邱堌堆类型”,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其为豫东地区分布最偏西北的商代遗址,为研究该区域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商族起源与商文化东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内蒙古准格尔旗大饭铺墓地族属和年代再探

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准格尔旗大饭铺墓葬发掘于上世纪80年代,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为北朝时期,属于鲜卑遗存.本文通过该墓地与中外出土的匈奴墓葬考古资料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出土陶器与铜镜的对比研究,对准格尔旗大饭铺墓葬墓地年代和族属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该墓地应属于东汉时期匈奴遗存.     

初论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

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陕北地区龙山时代遗存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后期应属"石峁文化"范畴,前期还未有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命名。近年来,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多有发掘,陶器组合稳定,典型陶器包括单把斝、喇叭口瓶、直口筒形瓮、折腹盆、细柄豆等;陶器演变规律明显,可初步划分为"寨山遗存"和"庙梁遗存"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本文认为,石峁文化在陶器组合、聚落特征等方面与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表现出强烈的传承性,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应是石峁文化的重要来源。     

黑龙江省五常市白旗遗址发掘简报

五常白旗遗址于2007年被发现,2008年正式发掘,总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圆角长方形房址1座,居住面出土完整及可复原陶器15件,可辨器形有柱状粗柄豆、双耳壶、罐、碗、甑、单耳杯等。地层中还出土有石锄、纺轮、器盖等。从陶器反映出的特点上看,此次发掘的文化遗存属泡子沿上层文化,年代相当于两汉时期。     

四川阆中市灵山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

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位于四川阆中市文成镇梁山村的灵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360平方米。灵山遗址的时代可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唐宋、明清及近现代几个阶段,以新石器时代遗存最为丰富,发现了灰坑、柱洞、灶和燎祭遗迹等,出土了陶器、石器等遗物。此次发掘填补了四川嘉陵江中游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时空框架以及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融合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试论中亚塔吉克民族的形成

塔吉克民族形成于萨曼王朝时期,塔吉克人是中亚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其他诸族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伊朗的民族成分和伊朗语。7世纪,结合成塔吉克民族诸部族,在语言、文化上融合,具备了形成统一民族的一切条件。达里语在萨曼王朝时期基本上被采用作国语。在特定的地域中亚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地区,萨曼王朝政权的建立更加促进了当地塔吉克民族的凝聚和形成,国家主体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特征逐渐加强,在公元9世纪时,塔吉克民族的形成最终得以完成。     

农猎交错地带视角下的瓮城起源研究

北方地区史前石城的出现,既是农业部族与渔猎部族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长城沿线以北草原文明与以南农耕文明交错地带的产物,生活在长城沿线以北地区的渔猎部族对南边农业部族的强大压力是石城及其附属防御设施——瓮城出现的主要原因。根据已有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历史地理、生业环境等相关材料,可以看出,史前时期瓮城大致产生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北方长城沿线地带。     

从泰国班考遗址看华南与大陆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

公元前3千纪晚期,泰国他钦河流域至马来半岛出现了以空三足斝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班考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的墓葬根据随葬陶器分为甲、乙两类,代表着不同性质的考古学遗存。从陶器组合关系和器物特征来看,甲类墓葬与岭南地区石峡文化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此时黄河与长江流域的粟作和稻作农业伴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技术体系进入东南亚地区,在此背景下,班考遗址复杂的陶器风格、随葬幼猪、石锛的大量出现以及泰国和大陆东南亚动、植物考古研究等多重证据似乎表明,具有农业特征的新石器文化也进入这一地区。所以班考遗址为探讨泰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大陆东南亚与中国的交流与互动等问题提供了资料。     

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

三星堆一期与二期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199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多个地点发现了一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介于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并与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陶器群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填补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的缺环,也基本上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传承关系。新遗存中的A组陶器是"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晚段的常见器物,但新出现的B组陶器已明显属于三星堆文化的范畴,因此再将这组遗存归入"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显然是不合适的。考虑到以这组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