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正中国申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土司遗址"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今年九月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现场评估工作顺利完成。为此,本期特别推出"土司遗址申遗专辑",全方位解读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贵州海龙屯等三处土司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为什么是它们能成为中国遗留的众多土司遗址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文化遗产所应具有的突出而普遍价值有明确的规定。《土司系列遗产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分析》在历史、考古、社会、民族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对土司制度及土司遗址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理论体系中"系列遗产"的价值认知视     

良渚遗址的学术价值和遗产价值

考古遗址的学术价值往往不直接等同于文化遗产价值。尤其是良渚遗址这样的史前考古遗址,如何正确解读并充分阐释其考古学价值和遗产价值,是申遗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的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显著,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识不是单一乃至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手段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中不断地加深和发展着,因此良渚遗址的遗产价值也会随之变化和发展。从已有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表述良渚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这只是考古工作在遗产保护中的一方面内容;从保存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有效进行保护利用的角度讲,制定长远的考古工作规划、保障考古工作的有序开展才是申遗以及获选之后遗产管理中的重点。将遗址考古学价值的正确解读,发展成为良渚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核心依据,这样才能实现学术价值往遗产价值的转化。     

价值凝练与价值呈现:从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看考古学理论方法新变化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是考古学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成功尝试。世界遗产视角下的考古工作,从田野发掘操作到文物保护与展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考古学在此过程中的实践,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证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价值凝练与价值呈现:从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看考古学理论方法新变化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是考古学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成功尝试。世界遗产视角下的考古工作,从田野发掘操作到文物保护与展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考古学在此过程中的实践,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证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十年中国学术界关于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述论

统万城遗址是中国古代匈奴族聚居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该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近十年来,统万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果。本文从统万城遗址考古调查发掘新发现、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及考古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三个方面,对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供研究者参考利用。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即"中国大运河范式"。在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以及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充分诠释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突出普遍价值,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大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继续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沿线城市、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即"中国大运河范式"。在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以及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充分诠释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突出普遍价值,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大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继续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沿线城市、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

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即"中国大运河范式"。在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以及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充分诠释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突出普遍价值,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大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继续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沿线城市、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世界文化遗产地文化生态保护与发展——以杭州为例

杭州拥有三项不同类型的世界文化遗产,复杂的城市环境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让杭州必须整体考虑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OUV)的发挥和利用。文化生态理论将杭州的文化发展视为一个有机的生态场域,需要全面考虑三项世界文化遗产与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遗产地社区间的关联,主张构建一个从整体上关照三项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环境,使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对伦敦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总结分析,杭州可以从整体统筹文化和遗产资源、在地方遗产保护法规基础上制定发展规划、赋予不同类型世界文化遗产不同的价值定位、设计好城市景观线路等四个方面得到启示。     

浅析中国世界遗产的类别

中国现在拥有32项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文化景观遗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五个类别。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占绝大多数。如石窟寺、皇陵等。我们可以将已有的世界遗产进行详细的分类分析,总结出一套如何更有效的申报世界遗产和保护世界遗产的方法。     

土司系列遗产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分析

本文在历史、考古、社会、民族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对土司制度及土司遗址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理论体系中"系列遗产"的价值认知视角,分析提炼土司系列遗产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并讨论构成系列遗产的各土司遗产个体间的"组合原理",陈述其对系列遗产整体价值特征作出的贡献。     

丝绸之路新疆段申遗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线路的定义纳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指南》之后,丝绸之路的申遗之路也拉开了序幕。在2005年至2010年间,世界遗产中心分别在阿拉木图,吐鲁番,杜尚别、西安、撒马尔罕召开由中国与中亚五国以及日本.韩国、阿富汗、印度、意大利等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协商会议,专门讨论丝绸之路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事宜,2006年8月,在吐鲁番会议上,中国与中亚四国共同形成了＂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吐鲁番行动计划＂,而过去六年新疆段的申遗努力也被给予高度评价。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立项单位,北庭故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新疆是我国大遗址众多区域之一,在丝绸之路申遗的背景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将成为丝绸之路大遗址保护的一个方向,把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信息保护好、展示好,使之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多层级价值整合的重要性与研究方法——以清西陵为例

价值评估是我们认定文化遗产构成、开展保护工作的依据,全面、整体阐释遗产价值对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遗产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的概念强调了国际与国家层级的价值,较少顾及当地与社区层级的价值,可能造成价值阐释的不完整,从而带来遗产保护与管理的问题。以清西陵世界文化遗产为例,陵寝机构在时代转变之中留存为守陵村庄,家族历史赋予守陵人后代独特的身份认同,村庄历史与当地民俗可以作为清西陵建造、管理历史与礼制文化内涵的生动解说。同时,遗产地居民在地方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当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遗产管理之中,重建他们与遗产的联系,从而赋予遗产地以新的活力。     

湖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湖北现有3处世界文化遗产,3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以及1项中遗筹备项目。"十二五"以来,为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有效与合理适度利用,发挥遗产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实现世界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湖北省在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开展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完善遗产监测体系、进行保护与管理机制建设、实施文物保护工程、采用科技手段与多学科交流、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逐步建立起以法制建设、保护规划、管理机制、保养维修、学术研究为保障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中国文化景观的申遗策略初探

《世界遗产名录填补空白——未来行动计划》(Gap Report)和《什么是突出普遍价值》(OUV Report)是近年世界遗产保护领域中的两个重要文件。Gap Report对世界遗产价值的比较分析与认定归纳提出了新的框架概念:类型框架、时空框架和主题框架;OUV Report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定义陈述作出了修改,更加突出"普遍性"和"可持续性"。根据这两份文件的要求和中国文明的特性,选择"文化景观"作为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类型更符合中国特色。我国应站在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高度,重新发掘遗产价值,加强"文化景观"类遗产项目的研究与申报。     

考古发掘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以明孝陵为例

科学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有助于揭示遗产对象的真实面貌、历史细节、年代特征、独特内涵和演变过程,进而提炼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以助力申遗行动,也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及其可持续发展。明孝陵这一案例说明了考古发掘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及其保护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申遗成功后,考古发掘及遗产研究、遗产教育等工作仍需继续加强。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大遗址阐释系统构建初步研究

<正>一、前言大遗址,即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1]。有效的对大遗址实行保护,发挥其价值,使大遗址的保护能够惠及民生,是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头戏。展示作为联接公众与遗址的之间的桥梁,是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然而,现阶段展示工作存在着"方式单一、内容单一、信息源单一"等问题,使得公众无法真正了解遗产的价值、无法了解     

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科学价值解析

铜绿山是我国科学发掘的第一个矿冶遗址,考古成果证明了它是世界铜矿冶遗址中开采规模最大、采冶时间最长、冶炼水平最高、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文化遗产。考古资料证明,铜绿山矿冶遗址的采矿技术己经达到较高水平(体现在由露天开采转入地下井巷开采的生产方式变革,包括在地下发明探寻铜矿脉技术、掘进拓展技术进而催生井巷的支护、通风、排水、照明、提升等一系列复杂而又自成体系的科学采矿技术)。此外,它还拥有半自动化的洗矿技术,高超的冶铜技术,专门类和系列化的生产工具,发现了与矿冶密切相关的生产者公共墓地,等等。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中国考古学开创了一个分支学科——矿冶考古学(亦称冶金考古学)。多学科的矿冶考古成果不仅开辟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因其规模之大,采冶技术水平之高、延续时间之长、文化内涵之丰富、遗址保护和展示任务之繁重而备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