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

1972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在《公共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公共考古学"的术语和理念。西方学界认识到,为了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和考古研究的可持续性,依靠专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必须依赖全社会的介入,包括政府和公众。因此,公共考古学不单是面对公众的普及,还要求政府的职能的全面介入。目前,"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由一个形形色色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来阐释过去。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英国考古博物馆改变功能定位,从考古专家的仆人,转向以公众为中心,以吸引和沟通各社会阶层的大众为己任,并对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方式进行改革。本文介绍了英国博物馆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有益实践与成功经验,包括服务对象的重新定位、传统功能向外延伸,从静态展示向为观众提供动态的展览服务如走进社区的"移动博物馆"和出借文物盒、鼓励受众的参与和互动、网上连接、开放库房和研究部门、为残障儿童开发考古游戏、吸引少数族群参与、举行陶艺与玻璃艺术研讨会和文物欣赏写作班等等。这些举措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和考古学思维方式的新趋势,这就是:不是强调公众能为考古学做些什么,而是强调考古学可以为公众做些什么。公共考古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对考古资源具有较高觉悟、鉴赏力和保护意识很强的公众,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虽然我国博物馆采取免费措施来吸引观众,但是这似乎还远远不够。如果真的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和认识的提高,博物馆可能更需要在展示形式、营销策略、服务内容和主动性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本文是《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文集的一篇导论,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考古学在英语国家及全球范围的发展做了综述。该文集的各章由各国考古学家撰写,分别介绍了公共考古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和现状。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从这门学科开始就相当密切,不只因为大部分重要考古发现是老百姓而非考古学家所为,而且几乎所有发掘工作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而且盗墓活动也难脱底层民众的干系。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一度被等同于大众考古或考古学的普及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专家撰写科普读物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这类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这种看法正因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而得到改观,从而使普及工作名正而言顺。因为考古学界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民众,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基姆西1972年出版的Public Archaeology一书所提出,后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类似其他非英语国家,public的中译有"公共"和"公众"两种方式。英语的public有"官方"和"民众"的双重含意。这比较接近中文"公共"的意思,因为中文的"公共交通"或"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部门主导和资助的大众服务。如果中国的遗产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公共考古学也要摆脱目前局限于考古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零敲碎打的大众实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由政府出于公众利益对考古学进行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加考古活动和遗产保护与管理,并从多声部的公众视角来解释考古成果和布置博物馆陈列。     

公众考古的媒体直播实践

<正>考古学家保罗·巴恩曾说,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如果这有任何意义或正当理由的话—必定是将它的发现不仅传递给学生与同事,首要的是传递给公众,那些最终为考古学工作签字付支票、为考古学家发薪水的人。如何有效建构起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是公众考古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我国现有的公众考古传媒实践中,     

我国公共考古现状分析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公众对考古活动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增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公共考古,在我国蓬勃地发展起来了。通过对我国公共考古研究著作、论文、实践的归纳总结,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考古学的公共性及其时代价值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学”。从考古调查发掘所涉经费、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信息,到考古知识、理论、技术方法的社会共享,再到考古发掘之后文物、古迹、遗址的保护、利用、管理,无一不是社会性问题。科学考古学满足考古学家和人类面向古代的求知欲望,而公共考古学则是面向人类基于历史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资源、信息、知识管理和价值观建构的考古后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考古资源的保护利用管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为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考古信息集锦

《中国考古大发现(增订本)》刘尊志主编齐鲁书社2019年10月本书是一线考古学家写给普通读者的公众考古学读本,取释疑、解谜、改写、补写、印证历史的角度,记述中国考古领域的32次重大考古发现——从窥探高原王国的秘密到发掘神秘的地下宫殿,从寻觅田野岩画到解读石窟雕塑……涵盖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通过一个个迷人的考古故事,展示了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     

让大众共享考古--读高蒙河、黄颖《三峡考古记胜》

对于“考古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每个专业的考古学家都会从理论到实践给出一套套系统的说法,并竭尽其能地论证考古学的在诸多重大学术问题上独一无二的价值。但是,考古学家在干什么?他们发现了什么?想什么?如何考古?这些大众心灵永久的渴望,却似乎总是被浓重的神秘所笼罩。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欣喜地发现了一本难得的考古“闲书”,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2月出版的《三峡考古记胜》(一下简称《记胜》),该书是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和他的硕士研究生黄颖的最新合著。     

以过程性和引导性为导向的考古展览策划

考古类展览已然成为加强考古学与社会公众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大体可分为地区考古成果汇总、单一考古遗址成果和涵盖多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展示三种类型。三类考古展览在内容上普遍存在注重考古结果传播、轻视考古学科思维和方法传达等同质性问题。因此,在策划考古类展览时,有必要从过程性和引导性入手,以考古学家的思维过程作为策展逻辑,引导观众立足考古学家视角了解展览内容。这也是与建构主义式展览的部分理念相互交织的。这种设计思路在“安吉考古大学堂”中得到了应用,其展览结构、单元内容叙事和辅助性展示项目均侧重考古思维的过程性展示和方法传达上的引导性。     

考古报告三题

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学科的规范。田野考古与考古出版物的学术规范是考古学学科规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j2001年10月,由考古杂志社主办,云集全国20多家物考古刊物、出版社、考古研究单位和高校考古系的“考古出版物与学科规范化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代表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见本刊2001年第4期)。本期组织的“考古学学科规范化讨论”发表了曹兵武和陈官涛两位先生的章,两仅代表作自己的观点,读可见仁见智。希望本次讨论引起大家对学科规范化发展的重视,并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讨论中来．     

“公众考古学”和“公众考古理念”辨析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际、国内关于Public Archaeology的研究现状和不同学术观点,提出Public Archaeology包括“公众考古学”和“公众考古理念”两个层面,并分别总结、归纳出公众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和公众考古理念的内涵及其意义,提出我国应该重视公众考古学的学术研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考古学。     

从文化圣殿到民众乐园--汉阳陵公众考古活动的思考

公众考古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考古,而不是少数专家才有解释权的考古。记录和保护考古遗迹和遗物需要公众的参与和保护。汉阳陵博物馆作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普及考古知识,建立民众考古乐园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汉阳陵推出的针对不同民众的公众模拟考古活动,在建立学生考古乐园,搭建社区和博物馆之间桥梁,促进文博事业发展方面意义重大,是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主要途径之一。     

“考古”百议

<正>考古遗存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属于人民的公共产品,正在成为公众的认识。因此,中国考古学应当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文化资源管理。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应当把公众考古学纳入到公共管理领域之中,加强这方面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陈雍过去一百年我们经历了一系列考古学认知的变化,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等。可还是有不少考古学家本能地用线性的发展序列看待人类社会。即使是在当下的讨论中,我们仍能体会到考古学家僵化地思考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     

“考古”百议

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不会成为很热门的专业,所以在宏观层面.考古学科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经济的强盛和公众文化水平的提升;从微观来看,干考古这_行则需要兴趣作为动力。——安家瑶。在古DNA出现之前,考古学家根据古代骨骼的形状和人工制造物的类型的演变来推断人群的变动,但是这些数据很难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而现在通过对古代人类的全基因组测序,我们可以了解到栩栩如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节。     

不可思议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是一门迷人的科学,许多时候连考古学家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现什么。考古发掘中,有时你越是期待着的东西,似乎越是不那么如意;可是往往是你意想不到的,它却出现了。考古学还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科学,并不是考古学有多么神奇,而是考古发现的神奇。青海民和县黄河岸边的喇家遗址出土的面条遗存,就很能够说明这些。     

沟通大众与考古学的桥梁——读陈星灿老师之《考古随笔》

<正>在人们的心目中,考古学是十分神秘的,距离我们的生活也非常遥远,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化外之民"。然而自二十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的公共考古学将公众的利益与考古学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此后,诸多专业的考古学家们尝试着以各种方式普及考古学知识,"向外界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与公众一起共同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陈星灿老师的《考古随笔》(二)在这一方面可谓贡献颇多。一、作者其人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试谈

作为一种考古发现与考古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已经进行了14年,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和积极作用。由于评选活动涉及考古学界、媒体、政府、公众等不同方面,对评选活动的定位与程序等有着不同理解和认识,评选活动也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需求,考古学与社会及公众的关系,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保护、传承和创新中的考古伦理学等角度,提出一些意见,希望对评选活动的继续开展、对考古学的进步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考古遗址的公众参与:一项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沟通、信任、专业性的公共事务参与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运转。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因其牵涉各方利益,应成为政府、专业人士、普通公众建立信任,形成有机意见表达和协调的平台。墨西哥阿尔班山考古遗址的保护工作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诉求,建立起政府、学者、民众互相信任、沟通的机制,解决了曾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在公众参与上做了一定探索,但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大遗址类文化遗产因牵涉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众多,可成为我国建立良性社会沟通机制一个重要切入点。     

帝汶岛史前考古研究概述

帝汶岛位于澳大利亚北部,是巽他群岛最东端的岛屿之一。目前国内外对于帝汶岛史前考古史的梳理较少,结合帝汶岛政治势力的进退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时间跨度从阿尔弗雷德·布勒的早期工作一直延续到最近的考古研究。虽然只选取了帝汶岛这样一个小的地理单元,但是由此可管窥整个东南亚史前考古的情况,对帝汶岛史前考古学史的概述不仅可以给相关学者在帝汶岛下一步的史前考古工作提供借鉴,而且对于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的全面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

曹兵武的《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一文,探讨的是从具体的考古资料到知识与思想的一般路径及其在考古学学科发展中的必要性。文中既涉及到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考古发掘、调查资料的处理包括保护,以及考古新闻报道、报告、论文、概述性著述和普及性著述等几种文本的地位和作用,也涉及到由资料到理论和思想相关信息与知识的展开与构建的过程,涉及到由私密或者专业的知识到公共的知识的交互反馈及相互促进作用,还涉及到公共考古学与考古资源的管理问题。总之,对于考古资料的多元视角,对考古过程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社会普遍关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考古学不仅仅发现物、发掘物、研究物,连最保守的考古学家也承认考古学可以由物见人,研究古代的技术、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关键性问题。当然,以巨大时空范围内的人类遗存及其文化为对象的考古学在新考古学范式下提出追寻人类文化进步的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曾经令一代学人为之振奋,尽管现在看来不仅是考古学,连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距离这个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但是至今我仍然十分敬仰这种豪迈但却是建基于理性与科学之上的学科理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