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考古与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两个定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创新模武.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正确理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处理好"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的关系,确保考古遗址公园的特质属性和发展走向,也要全面准确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工作的定位.这种正确的定位有利于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及有效展示,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     

中国大遗址 坚持前行和再回首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开局,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以星火燎原之势,初步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全国性格局。过去三年,从2008年的西安到2009年的良渚、洛阳,再到2011年的荆州,历届大遗址论坛的主题形成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管理理念清晰的轨迹：从尝试性的大遗址示范园区到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概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出台、公布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随着大明宫、秦始皇陵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开园,荆州论坛重提“政府主导”、“科学保护”,不无深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大遗址保护必须坚持科学保护的理念不动摇,坚持全民共建的思路不动摇。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及相关法规文件的颁布是实践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式,为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为城市的文化建设找到了新内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有长期性、探索性的战略思路,要以保护为前提,以持续的、与时俱进的考古工作及不断进步的文物保护技术为支撑,并制订一定阶段的遗址保护规划和建设蓝图。要准确定性、定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筹建遗址博物馆,立足文物的文化建设,探寻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规律。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当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正>日前,国家文物局在成都举行2010年度大遗址保护会议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授牌仪式,包括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内的12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浅谈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展示

中国有着数目众多的考古遗址类文物,体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目前,考古遗址保护已经成为文物保护领域的重头戏,各地掀起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遗址展示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展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平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携手共创大遗址 保护的美好明天

11月19日,国家文物局在四川成都召开大道址保护工作会议,举行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授牌仪式。以2009年底颁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为基础,国家文物局开始逐步构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体系,并于2010年组织开展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共有19个省（区、市）、74个项目申请参加了首次评定。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以城坝遗址为例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型遗址保护利用的新模式,如何做好川东地区已发现的巴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成为当下四川文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城坝遗址的发现为川东地区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然而,当前城坝遗址还存在着资源调查不足、力量整合不足、管理力量薄弱、展示利用欠缺等一些问题,要根据城坝遗址现有状况制定有效的方案,形成有效的规划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坝考古遗址公园得到最大的保护利用。     

基于价值展现和游憩空间创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景观设计理念——以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我国公布的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意义重大,而绿化景观则是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景观的实地调研和现存问题分析,提出基于遗产价值展现和游憩空间创建的绿化景观设计理念。通过对其绿化景观设计的思考,营建与秦始皇陵价值相符的高品质且具有示范意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使其成为传承遗产文化的重要途径。     

践行“良渚共识”建设好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本文由2009年国家文物局与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良渚论坛形成的“良渚共识”探讨如何保护、利用西安大明宫遗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为大遗址保护提供借鉴。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学活动研究

在当前教育双减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普遍开展了研学活动。本文基于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的研学活动情况,尝试从活动类型、目标对象、策划主题等方面对研学活动进行类型划分,分析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研学活动所具备的整体性、场景性、系统性和愉悦性优势。得益于整体保护原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开展教育活动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场景的复原,形成“沉浸式”的体验环境。不同于传统教育环境的场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学活动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但由于策划主体的多样化,这些研学活动存着着一些问题。在缺乏系统活动反馈、地方监管和活动独特性的现状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当始终坚持以保护遗址本体为优先、以提升研学活动质量为导向、以推动多主体参与为途径,不断丰富研学活动。     

文旅融合视野下的吉州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17年吉州窑获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地方政府合力推动吉州窑遗址的文旅融合,坚持以考古为基础,以文物保护为推力,以休闲旅游为抓手,积极促进吉州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青少年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发挥作用,促使考古成果惠及民众,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得吉州窑文化遗产回归于民,焕发出最大的能量与魅力。     

基于考古遗址公园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主要形式,不仅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也具有生态、经济方面的功能,已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鉴于分区规划对大遗址的影响,结合考古遗址公园蓬勃发展的现状,本文提出利用西安市域内的5大遗址公园和浐灞生态园构筑围绕西安核心区域的"文化-生态廊道"的规划理念,希冀能够在西安地区形成一条由西向东脉络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地标线。     

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的变化与辨析

西安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历经1957年、1992年、2005年三次公布与调整,其位置由原来的城乡结合部转化为城市建设区,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和"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符合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新思路,为大遗址保护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     

传播学视阈中的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研究

随着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工作的持续开展,考古遗址公园这一表现形式逐渐引领着考古遗址走出学术界的象牙塔,成为普通公众共享的空间和场所。如何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对遗址历史信息进行正确的理解与展示,真正实现遗址公园的普及性和公众性,使之成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亮点,是现阶段遗址公园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传播学视阈出发,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的分析研究,探索在多元诉求下如何增强遗址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以实现弘扬传承考古遗址价值的新思路。     

台湾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经验及启示——以卑南遗址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构、加强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等多种方法和手段,在大遗址保护与开发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卑南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在制订保护规划、强化公众遗产保护意识、建立遗址文化公园并重视经营管理与宣传、加强学术研究、积极培养人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大陆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考古遗址的公众参与:一项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沟通、信任、专业性的公共事务参与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运转。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因其牵涉各方利益,应成为政府、专业人士、普通公众建立信任,形成有机意见表达和协调的平台。墨西哥阿尔班山考古遗址的保护工作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诉求,建立起政府、学者、民众互相信任、沟通的机制,解决了曾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在公众参与上做了一定探索,但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大遗址类文化遗产因牵涉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众多,可成为我国建立良性社会沟通机制一个重要切入点。     

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的趋势与展望——基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综合运用CiteSpace、VOSviewer等科学知识图谱工具,对以“大遗址保护”为关键词的149篇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实证分析,将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研究划分为“基础保护”“实证探索”“协调发展”三个阶段,并从大遗址保护理论思考、大遗址保护规划、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西安片区整体性保护、大遗址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大遗址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基于此,从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的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辨析思考,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