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

曹兵武的《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一文,探讨的是从具体的考古资料到知识与思想的一般路径及其在考古学学科发展中的必要性。文中既涉及到信息与知识经济时代考古发掘、调查资料的处理包括保护,以及考古新闻报道、报告、论文、概述性著述和普及性著述等几种文本的地位和作用,也涉及到由资料到理论和思想相关信息与知识的展开与构建的过程,涉及到由私密或者专业的知识到公共的知识的交互反馈及相互促进作用,还涉及到公共考古学与考古资源的管理问题。总之,对于考古资料的多元视角,对考古过程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社会普遍关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考古学不仅仅发现物、发掘物、研究物,连最保守的考古学家也承认考古学可以由物见人,研究古代的技术、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关键性问题。当然,以巨大时空范围内的人类遗存及其文化为对象的考古学在新考古学范式下提出追寻人类文化进步的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曾经令一代学人为之振奋,尽管现在看来不仅是考古学,连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距离这个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但是至今我仍然十分敬仰这种豪迈但却是建基于理性与科学之上的学科理想。我...     

考古专业文献的检索方法

中国考古学是以发现资料,积累资料,对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进而解决历史学中诸多学术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古代实物资料及其相关信息,始终左右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考古资料信息的积累。九十年代,考古资料信息空前丰富,全国每年的发掘项目增至500余项,每年出版大量考古文物类专刊书籍,刊载考古文物资料的期刊多达50余种,每年的考古文献目录收集量已逾20万字。在考古资料信息收集与整理的坚实基础上,诸多重大考古学术课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留住斑斓色彩 再现千年画卷 徐显秀墓壁画的科技保护工作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住考古学中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考古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将文物科技保护上作贯穿于考古发掘的每一个环节,这是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的基本要求。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的考古发掘始终坚持这一理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笔谈：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

考古学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越来越多,种种联系组成了公众考古/公众考古学要关注的诸多领域。脱胎于英文“Public Archaeology”的“公共考古”或者“公众考古”概念,在中国的实践和讨论均体现为考古学面向公众的沟通和共享姿态。公共性是公共考古最核心的特征,公共性体现得越充分,越能促进政府、机构、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共赢;公共考古的教育性体现在能够架起专业考古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考古学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公共考古的开放性则要解决“谁的公共考古”这样的问题,通过改变考古学/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单向关系,变考古学家的“他们的公共考古学”为公众的“我们的公共考古学”。今天公众考古已从最初“什么是”和“要不要做”的认识论阶段,发展到如何做好和怎样推进的实践论阶段,因此需要专业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应该从人才现存问题的导向出发,依托有条件的高校,推动公众考古课程建设并逐步发展到课程体系建设。公众考古需要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对“公众”本身也需要研究和分类加以引导。从考古现场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展厅,都是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和“...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     

云锦府发掘与新乡科技考古的探索

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技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在信息,再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我国现在正处于城市基本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各级考古单位发掘任务都很多,特别是市一级的基层考古单位,主要承担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普遍存在时间紧、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科技考古方面往往无暇顾及。     

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

1972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在《公共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公共考古学"的术语和理念。西方学界认识到,为了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和考古研究的可持续性,依靠专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必须依赖全社会的介入,包括政府和公众。因此,公共考古学不单是面对公众的普及,还要求政府的职能的全面介入。目前,"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由一个形形色色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来阐释过去。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英国考古博物馆改变功能定位,从考古专家的仆人,转向以公众为中心,以吸引和沟通各社会阶层的大众为己任,并对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方式进行改革。本文介绍了英国博物馆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有益实践与成功经验,包括服务对象的重新定位、传统功能向外延伸,从静态展示向为观众提供动态的展览服务如走进社区的"移动博物馆"和出借文物盒、鼓励受众的参与和互动、网上连接、开放库房和研究部门、为残障儿童开发考古游戏、吸引少数族群参与、举行陶艺与玻璃艺术研讨会和文物欣赏写作班等等。这些举措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和考古学思维方式的新趋势,这就是:不是强调公众能为考古学做些什么,而是强调考古学可以为公众做些什么。公共考古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对考古资源具有较高觉悟、鉴赏力和保护意识很强的公众,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虽然我国博物馆采取免费措施来吸引观众,但是这似乎还远远不够。如果真的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和认识的提高,博物馆可能更需要在展示形式、营销策略、服务内容和主动性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墓葬出土串饰的提取与保护

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墓地具有重要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价值。为了提高考古发掘的质量,使出土器物得到有效的保护,文物保护工作者进入发掘工地,配合考古发掘人员对M19、M26、M27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现场保护。第一时间有效地保护好文物并尽可能揭示更多的考     

“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纪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创办于2002年,是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和最新考古进展的学术讲台,其目的和宗旨在于促进学术交流,加强考古成果的宣传,深化考古研究,推动新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服务。为展示2007年中国考古田野发掘和研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试谈

作为一种考古发现与考古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已经进行了14年,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和积极作用。由于评选活动涉及考古学界、媒体、政府、公众等不同方面,对评选活动的定位与程序等有着不同理解和认识,评选活动也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需求,考古学与社会及公众的关系,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保护、传承和创新中的考古伦理学等角度,提出一些意见,希望对评选活动的继续开展、对考古学的进步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与科学意义

近年来,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问题日益得到考古界和文物保护领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科学意义的翔实论述,剖析了发掘现场影响和引起文物损坏的因素,并对现场科技保护内容和方法作了介绍,分析了对出土文物实施现场科学保护的必要性,目的是为配合考古发掘抢救文物,及时且最大限度地保护刚出土的文物,从而避免出土文物在实验室修复保护早期受到损坏,同时。揭示了在考古现场对出土文物实施抢救保护的重要性和实施文物科技保护的迫切性。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是整个文物保护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后期实验室保护处理的关键,需引起广大古物考古和保护工作者的足够重视。最后,建议当前应尽快建立、健全与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相关的应急预案,且重视和加强实施力度,从而使出土文物得到妥善保护。     

基于环境监测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

目前考古现场保护主要以应急保护技术与临时加固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为主,而关于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少有报道。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保护构建了由考古舱、考古舱环境调控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土遗址监测系统、区域气象站、预防性保护措施、监测信息智能管理平台组成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发掘前,通过土遗址监测系统和区域气象站获取文物埋藏环境信息和区域气象信息,为考古舱内环境设置提供了依据。发掘过程中,采取舱内温湿度调控、保湿、空气杀菌净化、控制舱内人数与新风换气等预防性保护措施,达到控制考古舱温湿度、减少细菌和真菌总数、降低舱内CO_(2)浓度,减缓象牙等文物失水速度的目的,有效控制了出土文物开裂、酥粉、霉菌暴发等病害发生,为考古发掘与保护赢得了时间。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为以后重要遗址的现场保护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个观念变迁的历史检讨

探索发现和珍赏古代遗存,是人类一种古老的传统和情感。与考古有关的关于古代遗存的观念,大致经过了古玩、文物、文化遗产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中考古各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范式。当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践逐步深入人心之时,中国考古学不仅应该顺应时势转变观念,也需要调整程序与范式,在学术之外关注考古知识的普及,在发掘研究之外关注古代遗存的调查、价值评估及保护与利用的规划和实践,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做出贡献,并保护本学科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

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不仅承担了全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而且还承担了蒙古国的援外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本年度调查发掘的遗址、墓葬年代跨度较大,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蒙元时期,收获了一大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精美文物.尤其是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通辽市哈民聚落遗址、辽上京古城、元上都以及蒙古国的调查与考古发掘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各地考古学专家的好评.其中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通辽市哈民聚落遗址和辽上京古城的发掘还入围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通辽市哈民聚落遗址则一举夺得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     

考古学与文物保护——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

<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考古学与文物保护,目的是想就为何要将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以及怎样将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之中的问题,和同仁们交换意见。下面,我分别就文物内涵很广,考古学所涉及的文物,仅是文物中的一部分文物,和考古学所涉及的文物,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文物,考古学正是研究了这部分文物,才成为了显学,以及为何要将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又怎样将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之中     

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本文是《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文集的一篇导论,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考古学在英语国家及全球范围的发展做了综述。该文集的各章由各国考古学家撰写,分别介绍了公共考古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和现状。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从这门学科开始就相当密切,不只因为大部分重要考古发现是老百姓而非考古学家所为,而且几乎所有发掘工作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而且盗墓活动也难脱底层民众的干系。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一度被等同于大众考古或考古学的普及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专家撰写科普读物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这类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这种看法正因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而得到改观,从而使普及工作名正而言顺。因为考古学界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民众,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基姆西1972年出版的Public Archaeology一书所提出,后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类似其他非英语国家,public的中译有"公共"和"公众"两种方式。英语的public有"官方"和"民众"的双重含意。这比较接近中文"公共"的意思,因为中文的"公共交通"或"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部门主导和资助的大众服务。如果中国的遗产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公共考古学也要摆脱目前局限于考古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零敲碎打的大众实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由政府出于公众利益对考古学进行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加考古活动和遗产保护与管理,并从多声部的公众视角来解释考古成果和布置博物馆陈列。     

甘肃近年重大考古新发现

<正>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沉淀了无数璀璨瑰丽的文化珍宝,堪称中国文物的宝库。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甘肃省共发现野外不可移动文物13284处,其中古遗址8594处、古墓葬1919处、古建筑1187处、石窟寺337处、石刻750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43处,其他文物122处。甘肃全省馆藏文物42.93万余件(组)件,一级文物3240件(组)。其中以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遗址墓地、长城遗址、简牍、石窟遗址和汉代到宋金时代的城址数量最多,保存也较为完好。近年来,甘肃省文物部门加大文物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力度,开展了一大批专题科研性和区域性文物考古发掘项目,在中华文明探源、早期秦文化和史前文化考古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三个考古发掘项目荣获"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极大地丰富了甘肃省考古学内涵,巩固了甘肃文物大省的地位。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若干特点及发展趋势: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王巍所长专访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新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认为,中国考古学随着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各项阶段性成果的推进与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正朝着科学化、国际化、社会化、大众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需要与国际考古界加强交流,博采众长,走向世界;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应是从文物管理机构到文物考古研究机构所共同担负的责任,需要形成一整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二级学科的设置,同时培养能够满足考古学发展需要的人才;公众考古是目前考古学新的发展走向,考古界需要转换意识和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坚持考古的纯洁性和道德规范,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遗产保护事业。     

殷墟考古78年

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迄今已78年了。在我国古代文化遗址中,它是发掘时间最长,发掘次数最多,发现的遗迹、遗物最丰富,参加考古发掘的人员最广的一个。78年来,殷墟考古的历程,反映了我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发展到繁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