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

从率先以"禅让"模式完成王朝更替的魏晋时期开始,王朝国史书写的实践是"禅让后起元",即必须在前代王朝纪年之下书写本朝的"创业之主",行用本朝之纪年须待禅让完成之后。而以刘宋大明年间的徐爰撰修国史为转折点,在南北朝所实践的国史书写之中,都出现了起元"前移"的显著变化。即自本朝开国之君创业伊始,就废弃前朝年号纪年而行用本朝之纪年,并无须等到"禅让"完成。这显示出虽然"禅让"的王朝更替模式未变,但南北朝的皇帝权力起源在"正当性"上相对于魏晋时期发生巨大转换。"创业之主"取代"前朝功臣",即"创业"这一暴力成就本身,取代对于前朝而言的"功业",成为此间皇帝权力起源的新起点。     

何谓“三堂会审”

何谓“三堂会审”,这要从我国古代审判、监察制度谈起。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内部,有一个很重要的制约系统,即对官僚机构和官吏的监察。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在皇帝之下设置三个最重要的官职,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高贵乡公太学问《尚书》事探微——兼论“天命”理想在魏晋的终结

"天命"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代表着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儒生通过对古史的构建,将禅让与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汉魏禅让过程中,这一政治理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却在魏晋嬗代中走向了终结。陈寿在《三国志》中记有高贵乡公曹髦至太学与博士问答经义一事。其中与庾峻问《尚书》一段,高贵乡公力主郑说,是因为郑玄明确指出禅让应有"天命"作为依据,而司马氏在当时虽有实权,并无足以显示其"天命"的依据。最终高贵乡公的横死,使得"天命"理想彻底瓦解,开启了两晋南北朝以降新的禅让模式。     

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

"改正朔、易服色"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曹魏的"改正朔、易服色"正是这一传统在汉晋之间发生变化的重要环节。魏文帝曹丕的"改正朔"不改历法而定服色、牺牲,奠定了由"禅让"所建的新王朝跟由"革命"所建的新王朝的不同的传统,即改历法与改服色可以不同步。此后,魏明帝"改正朔"恢复了历法和服色、牺牲同步改易的秦汉传统,这也是明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众多措施之一。魏晋禅代后晋袭用曹魏的正朔与服色,则奠定了中古"改正朔"的另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后的中古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只是限定在跟名分有关的领域内。     

论家国一体问题

在中国和西方古代君主制社会中,都有"君主是民之父母的思想"发生、流传。但西欧的这种思想没有中国的强烈,因为西欧国家还有教会,教皇、神甫、牧师等独占了民之父母的称谓和地位,使得国王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机会减少。中国君主力量强大,特别是宋代之后,明清王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专制君主制,皇帝、官僚被称为民之父母的情况大为增加。但是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是天命王权,是受天的委托而进行统治的,如果统治不好,就要被天抛弃。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更对皇帝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政治上公、私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国古代家国并非一体。君为民之父母一说,可以休矣。     

清代宝玺略谈

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清承明制,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恩想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多民族特点的文化传统,清代皇帝宝玺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清代皇帝宝玺,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种,即代表皇权的国宝和为皇帝收藏、鉴赏用的宝玺。这两种宝玺,都是中国古代印章文化艺术在清代宫廷中的反映。 代表清代皇帝权力的国宝,最典型的莫过于二十五宝玺。从清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到统一中国后的顺、康、雍三朝,是清朝皇帝宝玺制度初创和形成时期。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宝玺刻制尚无章法。     

汉魏晋文人政治下的武人升迁

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先秦的贵族政治被秦汉的官僚政治所取代。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成为王朝的正统思想,"经明行修"的士人不断进入政府。政府官员的来源和成分遂也发生变化,由军功官僚变为文人官僚。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下,以儒生为主体的文人成为政府官僚的主要来源,并进而影响了帝国的政治制度。魏晋之际形成的士族政治,又影响了此时期的选官制度和社会风气。总     

魏晋南朝的棋品等级与士族政治

棋品制的出现与汉魏以降围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魏晋名士将围棋作为展现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的手段,因而围棋得以作为魏晋风度外化的物质载体而流行。作为一种等级序列,棋品在外在形式上模仿了王朝实行的九品官品制度。从现有材料来看,棋品制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晋,认为棋品形成于曹魏的观点并无充分的依据。东晋南朝时期,棋品的评定主体经历了"个人—官方机构—皇帝"的变迁,这与人物品评的演进趋势相一致。南朝时期棋品等文化等级评定的盛行体现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力图在文化领域建立独立于政治秩序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而棋品评定主体的变化则显示皇权已经将文化这一士族传统的优势领域纳入到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即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     

中书省与“佞幸传”——南朝正史佞幸书写的制度背景

作为类传的一种,"佞幸传"由《史记》首创,《汉书》则奠定了后世佞幸书写的基调。《宋书》《南齐书》在"何为佞幸"上设立了全新的标准,收录的人物均为担任中书舍人的寒人。南朝正史"佞幸传"的此项特质与魏晋以来中书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魏晋时期,皇帝出于集权需要而新设的中书机构曾激起朝臣的普遍不满,中书监、令在舆论中常常遭受佞幸之讥。南朝皇帝以寒人任中书舍人典掌机要,又让作为官僚集团主体、引领社会文化的士人感到不可接受,代表这一阶层立场的《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梁史·权幸传》由此诞生。中央官制的演进以及士族政治的终结,是初唐官修《梁书》《陈书》不立"佞幸传"的原因。"制度性佞幸"现象展现了新制度被社会认可之前的曲折过程,也为观察中古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线索。     

魏晋玄学与辩名析理

"辩名析理"是中国古代魏晋时期玄学家们解释经典的方法之一,也是魏晋时期玄学文论通用的方法之一。"辩名析理"一词出自郭象《庄子注.天下》篇,是一种抽象思维方法,由冯友兰在其《新原道》一书《玄学》一章中正式提出。对各种经典的注释方法数不胜数,也往往依各家各派之不同思想,显示出不同的特点。我们今天把中国历史上对经典     

“五王”与“四天子”说:一种“世界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动

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一段关于阿拉伯商人与中国皇帝的对话,其中提到了关于世界诸王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许多问题。这类记载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还有许多,大都是以伊拉克王为中心,包括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和拜占庭王在内的"五王说",它反映了古代阿拉伯人的世界观念。在古代印度、中亚及中国也流传着类似的"四天子说"。这种观念最早出现在印度,它认为世界是由人主、马主、宝主和象主四位天子所统治,分别对应着中国、突厥、拂菻(拜占庭)和印度,而印度则是世界的中心,它反映了古代印度佛教的世界地理观。在中亚地区和中国也流行着类似的说法,大都是受其影响。从阿拉伯的"五王说"与印度的"四天子说"可以看出,古代两河流域诸王朝与古代印度在有关世界认知观念中的相互影响。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种"世界观念"在古代亚欧大陆流动的历史。     

从岭南出土文物看南越国后宫制度

<正>中国古代后宫制度以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形态为基础,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形成一套由后、妃、女官、宫女等组成的配合各种宫规礼仪等级森严的后宫制度"。南越国建立于公元前203年,亡于公元前111年。南越武帝赵佗虽北面称臣,却仍私铸帝玺,西汉人王舜、刘歆曾说:"南粤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     

被误读的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名叫朱由检,是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也是这个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多年来提及崇祯,人们总爱以"杀害忠良"、"自毁长城"等标签来概括他,似乎他真如历代亡国之君那般昏庸无道。然而,历史上的崇祯皇帝真是如此吗?朱由检受遗命于1627年8月丁巳日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崇祯"。在天启一朝,由于魏忠贤乱政,整个大明王朝的政治被阉党所掌控。年仅17岁的朱由检接掌了摇摇欲坠的大明     

从考古资料再看汉代列侯的爵位继承制度

在列侯爵位继承制度上,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重视"嫡子袭爵"的继承原则。不过有的时期执行得非常严格,例外很少,如东汉;某些时期则有所松动,变通机制较为发达,如西汉初期。在列侯没有嫡子的情形下,王朝的应对措施可细化为三种:无子国除、支庶袭封与绍封继绝。王朝对袭爵政策的选择往往表现出一种兼容性,一般会综合运用多种处理手段以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     

黑水城出土西夏《阿弥陀佛接引图》中龙凤纹佛衣考

龙凤纹样组合作为中原王朝皇帝服装纹样组合最早出现在南朝梁时期,大约到了宋代开始成为帝王的专用服饰纹样。唐宋都曾出现皇帝加封道教神祇帝号,所以让这些拥有帝号的道教神祇穿着帝王服装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但在佛教服装中出现龙凤纹样组合的情况却比较鲜见。饰有"龙凤纹"的佛教服装应该早在西夏时期已经出现,西夏佛衣上出现龙凤纹大致是受到帝王造等身佛像、中原道教及唃厮啰佛教信仰的影响。     

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面世 ,使我们得以找到一个新的参考点 ,更清晰地揭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进程。禄秩的最高秩由秦国之千石 ,进而是二千石、中二千石 ,直至御史大夫和丞相也形成秩级 ;同时低端的一些细碎秩级消失了 ,禄秩的上下段趋于匀称。禄秩具有面向于“吏”的“吏禄”性质。上述过程显示 ,更多高级官僚被王朝以“吏”的形象定性定位了。同时中央官的秩级不断向上伸展 ,而郡县王国官的秩级却相形下降 ,中央对地方的强势政治地位 ,在官阶安排上也得到了保障。     

南宋进书仪探析——以圣政为例

南宋时,圣政修纂完毕后,须进呈皇帝和太上皇。在进呈过程中,宋廷制定了一套庄严肃穆而又极其烦琐的仪式。进呈皇帝之仪在皇帝和大臣处理日常政务的垂拱殿中完成。进呈给太上皇帝之仪在太上皇帝居所完成。在迎奉圣政和皇帝赴太上皇帝居所的环节中,秘书省道山堂和祥曦殿成为与进呈仪式紧密相关的空间。圣政的进呈仪式是由太上皇帝、皇帝、臣僚面向公众共同完成的两场表演,这种可视化表演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对皇帝而言,是向天下臣民宣示自己总结和继承先朝的政治遗产,开启本朝的治道,并且以自身的实践教化臣民,传递"孝"的理念,倡导"孝";对臣僚而言,通过仪式表演,表达了他们致君"贤能"的愿望。圣政这种史籍的进书仪式为我们考察南宋官修史籍进书仪式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三公制度形成原因考

三公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三公学说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代学者将秦代与汉初中央的三位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泛称为三公,但其时这所谓的三公不管地位还是权力都是不相等的,尤以丞相职权为重,直到绥和元年成帝采纳廷尉何武的建议设三公,并"正三公分职",三公制度才成为继丞相制度之后重要宰辅制度。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汉末年三公制度的形成呢?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君权与相权间的矛盾、政治儒学化的泛滥以及当时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     

古埃及文明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历史。而在古埃及,有一种以纸草为原料的纸草纸,它最早发现在开罗西南郊萨卡拉第一王朝一位大臣墓内,距今五千多年;而最古老的载有文字的纸草纸则为第五王朝的一个账本残部,距今亦有四千五百多年。     

论魏晋士人“孝先于忠”的观念

"忠"、"孝"是中国古代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二者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基础。通常统治者往往更重视忠,但魏晋时期却由于种种原因,忠孝关系倒错,形成了"孝先于忠"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