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成田龙一著《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评介

成田龙一的《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是一部着重回顾与梳理了战后日本史学界有关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状况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将战后近现代日本史研究分为"战后历史学"、"民众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研究范式、代表性著述和主要观点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该书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战后日本史学界的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主要状况,对解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和把握近现代日本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大有裨益。     

近年来日本的元史研究——以“文化政策”为中心

一近来发表的论著表明 ,在日本史学界非常盛行“蒙古时代史”和“蒙古帝国史”的研究 (参看森田宪司 :《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 ,《东方学报》第 73册 ,2 0 0 1年 ,第15 8页 ;堤一昭 :《东亚 (中国———五代、宋、元 )》 ,《史学杂志》第 10 9编第 5号 ,第 2 15页 )。 2 0世纪 90年代日本学者陆续发表了元史诸领域的研究成果。近两三年来这方面论文的数量仍在逐步增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许多相关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公开为日本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尤其是碑文资料的出版 ,为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很多方便…     

评江口圭一教授《卢沟桥事件》一书

爱知大学的江口圭一教授是日本著名的近现代史专家。他近年主要致力于研究日本侵略中国的十五年战争史(1931年至1945年),著述颇丰。1988年岩波书店筹划出版“昭和史丛书”时,特邀江口教授撰写了《卢沟桥事件》一书。这本《卢沟桥事件》篇幅不大,但资料丰富,论述扼要,它所表述的观点,在日本研究     

《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最近出版

《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最近出版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编辑的《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最近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该书列入明治大学东洋史资料丛刊１）。气贺泽先生多年致力于隋唐史研究著述累累。《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一书的面世,是气贺泽先...     

区域史视阈下的东亚史研究——《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读后

由杨军、张乃和先生主编,朱寰先生作序的《东亚史》一书,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实现了中国学者编写东亚通史从无到有的突破,对于深化东亚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论日本近卫文内阁的对华政策

论日本近卫文内阁的对华政策沈予卢沟桥事变爆发已经６０年了,但战后日本某些历史论著歪曲了对华战争发生的原因及其性质。例如,在日本有相当影响的堀场一雄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论述中日战争的起因,持“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认为：觉醒了的日本感到近代欧...     

日伪时期的《东亚联盟》与东亚联盟运动

中日战争期间,为侵略中国并在思想上控制中国,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抛出了“东亚联盟论”,并与木村武雄等人组建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东亚联盟论”提倡以“共同国防、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以及文化沟通”为基础,建立日满华同盟,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影响较大的侵华理论之一。在“东亚联盟论”思想的指导下,木村武雄与石原莞尔等人开展起来的东亚联盟运动,宣传“王道主义”蛊惑东亚他国民众,极具欺骗性。从《东亚联盟》期刊发展的脉络看,东亚联盟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以政治运动和半宗教半政治运动为特点。但无论侵略者们进行怎样的装点与掩饰,都掩盖不了“东亚联盟论”及其运动的侵略本质。     

华侨与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关于儒学在日本传播的著述,主要有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论文则有何孝荣的《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本文搜集资料集中论述华侨在日本传播朱子学的贡献。     

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战国秦汉史的研究

不将“中国”这个概念视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而是力图解释或说明走向统一的具体的历史过程 ,这确实是近年来战国秦汉史学界的一个潮流。正值唐代史研究的报告集《东亚历史中的国家与地域》(唐代史研究会编《唐代史研究会报告》Ⅷ ,刀水书房 ,以下略称《国家与地域》)付梓 ,其中与战国秦汉史有关的论考有池田雄一的《长江文明与尹湾汉简、马王堆“小城图”》 ,松崎常子的《从楚、秦、汉墓看秦的统一》和古贺登的《蜀的开国传说和氐羌族》三篇。池田雄一论文在分析了新出土资料的基础上指出 :一直到战国时期 ,长江流域都保持了独自的文化 ,…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岭南古史商榷

一、战国时番禺已成为岭南贸易都会吗? 《简明广东史》52页:“随着手工业、农业的发展和产品及其交换的增加,商业贸易也开始活跃起来,番禺(今广州)在秦以前已成为岭南的贸易都会。”理由:“一、番禺(贲禺)在《山海经》中已经出现。《淮南子·人间训》记述秦始皇派遣五路大军经略岭南时,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说明番禺城在秦以     

明清时代的海盗

一、绪言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怀抱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南诸岛、台湾、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半岛之间,被当作内海。将这些海洋放进视野的历史研究．迄今为止可称为进展极慢。以往的历史研究是以”陆地史观”①为中心进行的,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里与海洋史相关的研究,在日本有桑原自藏氏《东西交通史论丛》（岩波书店《全集》第三卷）、《蒲寿庆的事迹》（《全集》第五卷、平凡社、东洋文库）、藤田安八氏《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编》（获原星文馆1943年）、石田起之助氏《关于南海的支那史料》（…     

王夫之的史学思想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史学评论家。他的进步史学思想除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专著外,在他的其它著述里也有所反映。如其《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实则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王夫之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贯穿于著述之中,以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为臧否人物和评论朝政得失的重要衡量尺度;提出了“理势合一”“趋时更新”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是发展、进化的;主张从事著史、论史必须有自己的宗旨和原则,并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兹分别论述如下。     

华侨与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关于儒学在日本传播的著述,主要有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论文则有何孝荣的《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本文搜集资料集中论述华侨在日本传播朱子学的贡献.     

《文史通义》的著述宗旨

清代史家章学诚穷毕生精力所著的《文史通义》一书,是我国传统文化典籍当中的稀世之宝。关于该书的著述宗旨,学界专家曾多有涉及,有的论述较为详实,有的论述则语焉不详,看法亦常有分歧,即使是取名的涵意,各家理解也不一致。深入探讨这部伟大著作的著述宗旨,对研究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关系密切。为此,我们较为细心地阅读了章氏现存的全部著作,归纳综合,体察学诚著《文史通义》一书的旨意,因撰成此文,恳请专家们斧正。我们认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文”的“通义”、“史”的“通义”和对“著作之林”的“校仇”,其著述宗旨是辨章文、史义例,校仇学术源流,关涉人心风俗。首先研究一下学诚将他的著述取名“文史通义”的命义所在。自然,在一般情况下,一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伎俩

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到发起珍珠港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是一段充满血腥,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罪恶史。日本国内忠于历史、主持正义的历史学,比较客观地记写这段历史。但日本右翼势力却诋毁这是“自虐史观”,他们竭力歪曲这段历史,肯定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现在,日本政府审定的2002年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新标本。     

郑思肖《心史》在日本

公元十三世纪後期,寓居江南姑苏城内一位中年读书人郑思肖,悲愤地在《泣秋赋》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蒙古族的元朝已经占领了苏杭一带,仓皇南逃的宋朝二王不久即覆亡了,但郑思肖仍痴盼着“南国正统”的复归。引入注目的是,在他独立寒秋,怅惘四顾时,还“东望蓬莱”。想像中的日本烽烟昏迷,是因为当时元朝有侵曰之擧。那麽,这篇赋当作於1281年秋。同时,他还写了《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数月前,他又写过《元贼谋取日本二绝》。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反战意识,後都收於《心史》一书中。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本刊文章

201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了本馆馆刊《日本侵华史研究》刊发的论文《1939年的军统局与抗日战争》,并作为该期头条标题目录刊出。该论文刊发于《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第3卷,由中国台湾“国史馆”学者苏圣雄撰写,文章通过梳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     

《康有为全集》第一、二卷的文献价值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而决定出版《康有为全集》,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康有为著作等身,据其弟子张伯祯编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计有经、史、子、集部著作137种,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函电、杂著和《目录》编成以后数年的著述。这些著作在康有为生前乃至解放前只刊印了很少部分,且已不易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康氏著作的出版渐受重视。50年代出版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卷,收有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未刊稿”、书牍等40余件,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戊戌变法史的基本史料,但现在我们知道,其中所谓“戊戌奏稿”29件大部分是他     

魏晋隋唐时期钱币著述概论

钱币著述,又称“钱谱”,“泉谱”。明方以智《通雅》曰“纪钱制者,泉谱”,意思即是钱币著述当述历代币制,实质上钱币著述成了币制史,这是当时钱币学尚未独立发展的缘故。一般认为,萧梁顾垣《钱谱》是中国钱币学的滥觞。魏晋隋唐钱币学萌芽时期,出现了几部钱币著述,虽然内容大多亡佚,水平不甚高,但对以后的钱币学发展,特别是宋人的钱币著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察钱币著述的全部意义在于深度认识中国钱币学发展的真实详尽过程,寻视钱币学演变的规模及其得失,更好地解决如何继承钱币学遗产问题。本文力图对魏晋隋唐时期钱币著述的种类、源流、特征、内容进行梳理,从而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钱币著述,探索前人著述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