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制夷”与维新变法运动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近代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起初,“夷”字还包含着清廷官员对西方国家的蔑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逐渐形成近代外交观念,往日虚骄自大的心态已经荡然无存,“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是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制西方侵略的代名词。“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本文试图探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在“师夷”和“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国学”究竟指什么

近年来,“国学”越来越热,围绕其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国学”是“夷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称,与从西方传来的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之学”形成对立,这时它是个学科分类体系中的教育名词。     

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

文章主要对传统夷夏观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如果从汉族和边疆民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贡献看,中国疆域的形成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唐以前是汉族起着主导作用,汉、唐的两次大统一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实现的;唐以后则是边疆民族主导着疆域发展的进程,元、清两次大统一都是由边疆民族实现的。传统的夷夏观是导致这种状况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受传统夷夏观的束缚,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往往难以突破人为设置的“夷夏”界限,对边疆地区采取羁縻统治或“不治”,因而阻碍了疆域形成的进程;而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则没有这些束缚,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突破而实现的。     

“夷”义探源

“夷”字《辞源》虽列有平坦、愉快、削平、封闭、陈列等十四个众多的义项，然而笔认为并未得其本源，兹试补证如下。     

大辛庄遗址新出“索”氏器与卜辞“索”地

甲骨文中的“索”是“十祀征人方”经停地点,对于探索“人方”方位与晚商地理问题具有重要坐标价值。山东兖州曾出土成组的殷墟四期“索”氏铜器,一度被视为“索”在兖州附近的有力证据,但部分学者认为这批铜器是由周初东迁的殷遗民携带到东土的,无法说明晚商“索”之地望。最近公布的济南大辛庄遗址M225随葬殷墟三期“索”氏铜器及“夷式”陶簋,表明“索”氏是一直居住在东土而又高度商化的土著夷人,故“殷遗民携带”的质疑不能成立。大辛庄遗址出土过多种族氏铭文,结合遗址性质分析,在此居住的“索”氏成员可能是从兖州移居过来的,卜辞“索”地目前仍以定在兖州比较合适,“人方山东说”应成为晚商地理研究的共识与基础。     

“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

晚清最后十余年,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各派人士特别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夷夏之辨”命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康有为、刘师培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晋伐鲜虞”和“郯之战”两事的各自解读,展现出不同的夷夏观。观念的背后,则是经学传统的各自继承与阐发,以及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民族国家认同理论的不同影响。分析康、刘的解读,可了解“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在他们那里的延续与更新,从而对思想观念导源于学术资源这一思想、学术史上的通例,以及这一通例在某种情形下的变化,有更清晰的认识。     

国人“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双重标准——《中国疆域沿革史》读后感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都有"夷夏之辩"的问题,而这种争论伴随着诸多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其中由于中国历史上版图的变化,国人"夷夏观"的内涵和外延也在随之变化.特别是到了清代,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国人形成了一种近乎自相矛盾的"夷夏观"双重标准.     

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以倭国“天下”意识的形成为线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使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两大阵营的出现,也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包括对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这使"一边倒"的出现最终成为可能.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

在朝鲜战争起源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朝鲜战争是在苏联、中国和朝鲜周密的共谋下发动的,这种说法后来被称为"三国同谋论".但这种说法与最近公开的资料并不相符.本文以中国、苏联的新资料为依据对以往的"三国共谋论"进行了反驳,并得出结论:中国不仅没有参加策划朝鲜战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动这场战争持不赞成的态度.     

“四清”运动后期“二十三条”在山东曲阜的宣传与贯彻

1965年1月公布的"二十三条"是一个包含着许多"纠偏"条文而同时使"左"倾理论有了新发展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在曲阜宣传与贯彻的过程中,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性质特别是运动重点的规定,并未引起重视和关注,而文件中有关"纠偏"的一些具体政策却基本上都落实到位,从而使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偏差有了较大程度的纠正。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二十三条"毕竟没有也不可能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窠臼,因此,依据该文件精神进行的纠"左"仍有相当的局限性。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的疆域分布状况和观念变化等方面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围绕"中国"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中心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众多民族尤其是汉和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不断争夺"中国",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

古代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其内涵是动态变化的,经历了从肤浅到成熟的过程,各个时期的治边思想又有其特色。古代治达思想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统治对开疆拓土多持相对保守的态度,认为理想的边疆治理是“守在四夷”;从“华夷有别”的治边观出发,在边疆地区施行相对宽松的羁縻统治,同时重视在边疆传播封建化的教化作用。章还以封建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治策和对边疆的经济开发为例,阐述了古代治达思想对边疆治策的广泛影响。     

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双百"方针、"二为"方向述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1980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总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又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办法,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功之路.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荀子与《诗》学刍议

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六经”的传承,有着卓越的贡献。自清代汪中肯定荀子于“六经”之贡献以来,有许多学者对荀子与《诗》学的关系,多持怀疑态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郭店楚简等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我们由荀子与《诗》的传流,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关于《诗》的称、引情况,《荀子》一书引《诗》、论《诗》的特点和影响三方面出发,可以知道荀子与《诗》学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诗》学的传承是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的。     

核武器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原子弹是纸老虎"到20世纪50年代对"蘑菇云"的追逐,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态度的变化只发生在战术方面,而战略上的积极防御以及在国家安全诉求之外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等多方面的诉求,才是这一过程中不变的主旋律,同时也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动因。从追逐"蘑菇云"的"革命国家"到积极参与防止核扩散的负责任大国,核武器对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