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

本文主要考证了西安碑林清初《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还原了雍正年间咸宁人孙能宽与众修碑经过,考证了碑文所述事件史实。崇祀即从祀,是文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文庙从祀位次经历了频繁变革,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导致文庙祭祀混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示正统地位,对文庙祭祀制度进行了大量变革,其中从祀便是首要对象。《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则如实记载了康雍年间文庙从祀位次的变化情况,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清初文庙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孙应鳌与王学弟子

明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王门弟子布满天下,他们四处游说,哓哓然以师说鼓动天下,吸引了众多信仰者,终于以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取代了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一度成为晚明时期统治者的正宗思想。阳明本人的声誉也与日俱增,通过一段周折,到穆宗隆庆元年,王阳明被追封为新建侯,谥文成,神宗万历十二年,钦准从祀文庙,反映了王学地位的提高和加强。对此,《明史·儒林传》有生动的记载:“姚江之学……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     

无锡东林书院藏古代书画综述

<正>东林书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解放东路867号,亦名龟山书院,为宋明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的理学传播中心和著名书院。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为当时著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之所。元至正年间废为僧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同倡捐资修复书院,并相继主持其间,聚众讲学,享有"天下言正学者首东林"之赞誉。1956年10月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它不仅是旅游胜地,更     

张伯行的学术事功述论

清代以达官而从祀文庙者,共有三人,康熙朝的张伯行便是其中的一个。张伯行是开封仪封(兰考)人。进士出身,历任按察使、巡抚、户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雍正三年(1725年)薨于位,终年75岁。张伯行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死后能享祀文庙,这与他为政时的学术事功有关。清儒赞扬张伯行建树宏大,“其学术事功,炳耀天壤,……鲜有伦比”。说他“为醇儒而续道统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研讨会综述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研讨会综述无锡市东林党史研究会今年是明代顾宪成、高攀龙重修东林书院结社讲学３９０周年。无锡市人民政府为书院修缮竣工举行隆重的揭幕典礼，同时于１０月２６日──２８日举行东林党与东林学派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     

宋代绍熙府儒学碑考

四川荣县文物管理所藏有一通石碑,碑阳为宋代“绍熙府儒学碑”,碑阴为明代碑刻“和义记”.“绍熙府儒学碑”载南宋理宗下诏追封朱熹等五人爵位,并从祀于文庙,同时黜免王安石在文庙中之地位,以及此诏在潼川府路的执行情况.绍熙府儒学碑反映了王安石及新学的彻底衰落,程朱理学的大势崛起,以及绍熙府遭受蒙古军队侵扰的历史,同时勘正弥补了史籍、辞书的不足之处.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九十年来东林党争研究方法论述评

万历初期以来屡次参与抨击内阁的赵南星、顾宪成等一批朝廷官员,在万历二十一、二年（1593、1594）的政治纷争中被相继贬出京城。这些官员聚集在以万历三十二年（1604）重修的东林书院为首的书院网络周边,在讲学的同时评议朝政,甚至通过舆论和人际关系,     

胡耀邦巧改对联

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曾以南京永济寺的一副对联“松声、竹声、钟磬声,声声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为蓝本,为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撰写了一副对联,联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的贤能者方能给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有三种特殊现象:一是四品以下官员官品本不及谥而特恩赐谥;二是明中期以后,谥法渐弛,奸邪官员仍得美谥;三是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多为"文"字谥,且为士大夫所认同,以至于翰林出身的不谥"文"、非翰林出身的谥"文"均被视为异常情况。前两种现象明代以前已有先例,是明代对历史的继承。而翰林出身者多谥"文"却是明代的新规,与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常常是制度、人事和传统等单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景仰东林党又痛其愚顽

东林党是我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以讲学活动为中心,评议时政,褒贬人物,在１７世纪的江南拥有很高的声誉。书院的一首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晚明以来,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更因东林的旷世奇冤成为千古绝唱。 这副楹联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对后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因为这不仅是东林党一代人的心声,也是几千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义和良知。它所体现的“东林精神”不仅是无锡的,也是全国的;不仅是晚明的,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然而,面…     

元代《诗经》学中的民族意识

宋代理学经周敦颐、二程以迄朱熹而集其大成。朱熹之学在其生前虽曾遭到朝廷禁毁,但至理宗朝就已受到推崇,不仅屡有追赠,更于淳祐元年(1241)从祀孔庙,标志着理学的地位事实上已经确立。而元朝代宋以后,朱学备受尊崇,不仅体现在朝廷的政治文化思想上,如延祐年间复开科举,     

天津文庙乡贤侯肇安与辅仁书院研究

文庙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乡贤祠是庙学组成的一部分,探析天津文庙乡贤祠的由来以及天津文庙乡贤入祀的条件和程序,以乡贤侯肇安捐资助学倡建辅仁书院,研究乡贤对当地社会文教事业的重要贡献及对士人百姓的教化作用。     

试析明代邸报与言官政治——以李三才人阁风波为例

万历年间,内阁缺员,群臣围绕推举李三才人阁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此事写信给朝中重臣表示支持李三才,之后信件内容通过邸报递送京城各大衙门,引起激烈反响,反对者认为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李三才为平息纷争最终引咎自去。这次风波因为有了邸报的参与,也成为一场“舆论战”。而明代邸报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当时完善的言官制度影响下较为透明的舆论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悸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纤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奔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     

泉州府文庙乡贤专祠录

<正>泉州府文庙旧有乡贤祠,在明伦堂之东(址今华侨大厦内),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创建。初名"忠孝祠",仅祀唐义阙林攒、宋皇城使苏缄二人,以后泉州地方忠臣孝子相继入祀。明嘉靖三年(1524)改称"乡贤祠",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计祀乡贤197位。     

文庙神圣还是世俗

文庙,也叫孔庙,是供奉祭祀孔子的建筑,也是儒学思想与学术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更是儒学尊崇地位的重要体现。作为东方传统意识形态的建筑载体,文庙既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和政治寓意,又承载了世代中国人纷繁复杂的名利追求。文庙是怎样走过世俗,走向神圣的？     

福建古代文庙建筑营造手法的规范性与区域性

<正>文庙又称孔庙。最早的孔庙,建于孔子去世之翌年,即公元前478年,鲁国在孔子故宅内所立之庙。之后,许多地方开始建孔庙或孔子庙。唐贞观四年(630),诏令各州县建立孔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庙改称文宣王庙;明永乐八年(1410),诏命全国统称文庙,与祀关羽、     

朱元璋为何贬低孟子

旧时中国的孔庙(或称文庙),多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子思居孔子的右边,曾参、孟轲居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唐朝初年,孔庙中尚只有颜渊一人配祀。唐睿宗时,孔庙中的配享者(孔子的门人或者在经学上有成就的人死后随孔子一起受到祭祀)增加为颜渊、曾参     

泉州府文庙考古勘探报告

泉州府文庙位于泉州古城核心地带,是中国东南现存规模较大的一组文庙建筑群,其主体格局形成于宋代,历史底蕴深厚。本次考古勘探在文庙区域发现宋元时期的地层以及砖铺地面等遗迹,对泉州府文庙历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