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的团溪

一、心惊胆颤地翻着“批判汪小川”的材料１９６６年６月上旬 ,遵义四清工作团团溪分团的政治部主任老陆通知我 ,要我去遵义南白镇总团开个会。我问开什么会？他说他也不太清楚 ,大概是什么文化方面的会吧！从１９６５年的１０月开始 ,我一直在五龙公社四清工作队 ,时而下工作组 ,时而在队部 ,是一个忙中有闲的闲人 ,没有具体职责。到分团政治部后 ,同样是个闲人 ,去开个无关紧要的会正合适 ,而我也正好趁此机会放松一下。连日来 ,我走村串寨 ,去各工作队收集材料 ,方圆几十里 ,也够累的。我当天下午赶到遵义市区 ,先找家旅馆住下 ,然后洗了…     

卫恒指导下的镇安寨“四清”工作

1964年秋,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8个县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定襄是开展“四清”运动的县之一,那时我在省水利工程总队工作,任省水总和文峪河水库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文水县修文峪河水库。省委组织部指名调我到定襄县“四清”工作团参加“四清”运动,报名后分配在神山分团,任分团党委成员、镇安寨大队“四清”工作队指导员,负责镇安寨的“四清”工作。     

我经历的社教“四清”工作队

正1965年春,为响应党中央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号召,部队院校几乎全部停课闹革命。当时我所在的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政治部机关干部便随大批学员干部、教员奔赴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们工作队分配在该地区赤城县尤关公社,具体住在老王沟生产队。工作队共11人,其中地方干部4人,     

亲历“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1963~1965年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十条》和《二十三条》指示,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由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组成的工作队,去山东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工作。在当时和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参加“四清”工作对个人来说也十分重要,不仅要写进人事档案,连“户口簿”上都有记载。我的户口自1964年1至8月,曾迁移到曲阜又迁回北京。因为那会儿还没成家,是集体户口,由单位给统一迁出与迁入。若干年后,从户口簿变动栏的记载中,才知道当年搞“四清”,我是带着…     

忆华国锋二三事

1965年秋到1966年春,外交部曾组织一支近200人的工作队,赴湖南省浏阳县大瑶镇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我是工作队北方出生的张越、雷阳、温宁三位队长的共用秘书兼翻译（我会说点湖南话）,所以常有机会随他们去省委开会或商量事情,而当时湖南省委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正是华国锋,因此曾与他见过几次面。     

赵树理教我写板话

1963年6月间,晋东南地委在长治市的黄碾人民公社曲里村(后划为潞城王里堡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试点工作。人民作家赵树理随"四清"工作队一起进驻了我们村,我也从长治五中毕业返乡当了本村的民办教师。"四清"动员会和各种大型会议     

1965年江西“四清”琐忆

<正>1965年我25岁,大学毕业后参军才三年多。这年7月至次年2月,我随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组队去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参加“四清”。年初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四清”工作文件“二十三条”已公布,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中央办公厅与公安部队联合组队1965年6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要下乡参加“四清”,由中办副主任汪东兴（1916-2015）带队。毛主席让女儿李讷随队下乡锻炼。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     

到十堰参加三线建设

正我从1955年毕业分配到一汽锻造分厂工作,就和汽车制造结下不解之缘。1964年跟随郭力厂长(调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调入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参与筹备汽车托拉斯工作。1966年春被抽调去北京市搞"四清",任北京汽车设备厂"四清"工作队长。一天下午,部军管会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参加102地区大三线二汽的建设。汽车局第一批下放人员除我之外还有于国光、梁读洲、关启仁、夏震祥、刘忠国和陈雪     

历经连云港两次社教

正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搞"四清",由于我在扬州师范学院实习期间,曾被抽调到扬州六圩、江都谈套工作队参加过社教,1965年夏毕业分配到连云港后,亦被安排到市郊云山、云台工作队工作一年多,尤其是历经连云港的两次社教,所见所闻所思,至今难以忘怀。那时我所在的这两个社教工     

周恩来与张厉生一席随谈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1938年5月上旬,在武昌,我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看秘书长张厉生,没有经过通报,我就直接进了他的办公室。张穿着灰色花呢中山装,同另一个穿着草黄色军装的人,像似已谈完了工作随便谈谈的样子。张就把我向穿草黄色军装的人介绍说:“里特,他姓陈。”(我在留法同学中,年龄比较小,他们都叫我的名字。)张接着说:“他也是20年代的老加马拉的”(留法老同学之一),接着他又向我介绍说:“他是周恩来,政治部的副部长,他的名字是为我们老加马拉的所熟悉的。”我就同周恩来拉拉手说:“久仰,久仰。”周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去法国的?”我说:…     

“四清”工作队的人员构成分析——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四清"运动中,约有300万人次的工作队员赴乡村参加了这场运动。"四清"工作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以各级干部、高校学生和农村积极分子为主。工作队人员的构成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四清"运动的指导精神,对"四清"运动影响深远。对"四清"工作队人员构成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     

“四清”工作队队员人次考

工作队是中共中央开展"四清"运动的具体执行者,各地工作队员的派驻情况反映了当地"四清"运动开展的程度,在"四清"运动中下派到农村地区的工作队员至少不低于三百万人次。     

复杂坎坷文学路--皖籍作家李良杰素描(下)

1987年金秋时节,李良杰应四川艺出版社之约,来成都修改他的长篇新《彩色的漩涡》。李叔叔在改稿期间,除了应出版社之邀,去了趟九寨沟外,前前后后在成都待了将近两个月。其住地尽管变动过好几次,但是变来变去,距离我家都很近。因此,我时常去他的住处,与他闲聊,陪他散步。时而在晚间,李叔叔也会来我的小家里坐坐的。     

难忘的111天——“四清”时宜山德胜水利工地记事

1965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第一期对工作队员的选择很严,不只要本人成份好,工作积极,没犯过错误,连祖宗三代也要查清楚。第二期条件就放宽了,我也得参加。巴马工作队是到宜山德胜公社搞“四清”。[第一段]     

风雪上坪

1950年12月,隆冬季节。一天早晨．我在土改工作队队部(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龙川分团)接受了一个任务：分配到龙川县北部与江西接壤的上坪乡工作。行前,土改工作队长王国祥(增城县副县长)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上坪乡是龙川县的最北边缘山区．毗邻江西,情况复杂,有土匪常活动于龙川与江西边境之间,那里是全县最后一批的土改地区．目前开展     

我复查的三宗自杀案

1966年4月中旬,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老郑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把西宁市在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单位中自杀的人统计一下,分分类:自杀的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自杀?有没有办法避免?他说,公安部要召开全国公安会议,研究城市"四清"运动中对敌斗争问题,我们要提前准备一些典型材料。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开始刮了,不久公安机关就被砸烂,所谓全国公安会议也不可能召开,我的调查材料也没有派上用场。     

虾子区“四清”运动

1964年,党中央派出了有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的阵容强大的工作团来贵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中央为什么要把贵州作为“四清”的重点？原因很多,但我认为这是和曲解了贵州省委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特别是遵义地区发生“五九事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纠正当时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贵州经济的正确做法是分不开的。     

在那逝去的年代

吃派饭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农村开展了一场简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那年冬天,我们学校同学全部停课成了工作队队员.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北京郊区西山脚下的一个生产大队。     

人生如歌——访文化老人陈福桐

一生历尽劫波,一生却乐乐呵呵。一生谦虚谨慎,一生严格治学,人称文史“活字典”。我把陈老先生的一生喻成一首深情之歌,时而低吟浅唱,如山涧溪流;时而高亢宛转,似九曲黄河。 陈福桐,字梧山,贵州遵义人,1917年生。他一以贯之的精神是无私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