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璋”初论

璋,是我国古代玉石器的一种。关于它的形制和用途也常见于文献记载。如《诗·大雅·棫樸》载;“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注曰:“璋,祭祀之礼玉。”《周礼》更加详细的将璋的种类,尺寸和用途加以记载。如《周礼·冬宫·玉人》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牙璋中璋七寸……”其它还有诸家《古玉图录》和《古玉图考》等都记载了璋的形制和用途。并把璋作为古代礼玉“六瑞”之一。六瑞中的壁、圭、琮、璜、虎、诸家都无甚重大争议。唯璋的形     

试论桐柏月河春秋墓出土的牙璋

桐柏县月河镇春秋晚期的一座墓内,出土了400余件（组）玉器,其数量之大,器形种类之多,雕琢水平之高,为同期墓所鲜见。这对研究我国的治玉工艺,葬玉制度等问题,都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尤其是其中的牙璋①（图1）,确实值得人深思。关于牙璋的称谓,始自吴大的《古玉图考》。因无实证,所以夏鼐先生否定这种说法②。“牙璋”究竟是什么样的器形,目前学术界的认识尚不一致。本文所说的牙璋,是指那种长板状、阑部有银牙、一端有刃的器物。在无实证之前,暂从学者们的一般说法。目的在于阐述对月河春秋墓出上牙璋（以下简称月河牙璋）的…     

璋的考辨——兼论三星堆玉器

璋是中国传统重要礼玉之一,记载璋的典籍以《周礼》最为详尽。但现存古今有关璋的说法却枝蔓横生,异说纷纭。本文试图重新考订和分析典籍中璋的原始资料,并在借助现代考古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新认识。     

牙璋述要

牙璋是玉璋的一种,其有关记载始见于《周礼》,历代经学家对其训诂、诠释,但始终未找到具体实物。至晚清,金石学家吴大徵以古玉与经传相联系的方法对牙璋进行考证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吴氏指出:有旁出之牙的玉刀为牙璋,并绘出实物图形。1938年,陈公哲先生在香港烂头岛东湾遗址发掘出土一件牙璋,1957年公开发表。1966年,赵新来先生将1958年7月郑州市南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前端斜弧刃、柄前饰飞板牙状兽形纹饰的大型玉璋命名为牙璋。1983年,夏鼐先生又将其改订为“刀形端刃器”。     

论璋之起源及其形制演变

论璋之起源及其形制演变涂白奎在《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记用于“礼天地四方”的六瑞中,对璋的认定在学者中的争议恐怕是最大的了。之所以如此,固有文献记载的不足问题,而更为重要的则是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大批的被学者们认为可能是璋的这一类器物的出土,使得对这...     

牙璋考述

牙璋,见于周代礼书,却无确定器物与之对应。清末以来,学者多认为牙璋是侧边有鉏牙饰的扁平状端刃器,当代学者则认牙璋是柄形器。文章通过考察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认为牙璋当为端刃器中的凹刃者。牙璋的作用大体同于圭、璋,流行于西周,以后式微,所以礼书对牙璋记载也难免讹误。     

再论海岱地区的史前牙璋

分布遍及黄河、长江和岭南等广大地区的牙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极为重要的玉礼器。关于牙璋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山东东部地区四个地点出土的牙璋,形制原始,年代较早,出土牙璋的遗址和伴出的镯类玉石器等,主要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部分可延续到龙山文化早期。据此,可以确认牙璋最早起源于东方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     

岭南古牙璋研究述评

1990年冬,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与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发掘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在编号为M6的墓葬中发掘出土牙璋1件,同墓还出上有串饰管玉、玉珠、玉壁、三角形坠等共29件玉器,这是牙璋出土最靠南的地点之一,为南中国海唯一一件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牙璋。对此,1991年,李果、李秀国在《文物天地》上发表一则简讯;邓聪在《香港考古之旅》中作专题评介。接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在1992年第1期《南方文物》上发表（论香港大湾新出牙湾及有关问题》指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发现,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有深刻的意义。1…     

略说齿牙形玉器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殷商西周玉雕中,有一些形制特殊的齿牙形玉器,基本器型有牙璧、牙璋、玉戚和玉刀四种。关于牙璧(也称玉璇玑),夏鼐先生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澄清了玉璇玑是天文仪器的讹传,并指出: “它的用途,当和璜、玦一类相似,作为装饰物,可能也带有宗教或辟邪的作用。”也有学者对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传世长方形多孔玉刀作过探讨。而牙璋、玉戚是齿牙形玉器的大宗,考古报告和资料虽有所论及,但过于简略。因此,对它们的起     

关于岭南所见牙璋的分布及相关认识

牙璋作为商周时期经常性的祭祀用物,发现于岭南多地。通过分析这些牙璋的形制变化及制作工艺后认为浮滨文化及广西所见牙璋应源于东莞村头遗址。进一步引申出岭南地区商周时期的大石铲和原始仿铜礼器与牙璋具有同等的祭祀意义。并得出:广西形成了自己的大石铲文化圈,并影响到越南北部;村头类型和浮滨文化则是岭南中部地区的牙璋文化圈;福建北部则可归入浙江原始瓷仿铜礼器文化圈。     

《周礼》中的“六书”

《周礼》中第一次出现了"六书"这个词,却没有说明"六书"的内容,后世对"六书"内容只能是根据先秦文献进行推测。汉代学者许慎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但《周礼》中的"六书"并不是许慎所说的"六书"。《周礼》的"六书"可能是指六种字体。     

基于几何形态学方法对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牙璋”的再认识

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化的代表,其中出土的“牙璋”与国内外其他区域“牙璋”的比较研究,对理解古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牙璋”的研究主要为定性描述,缺乏定量的、易于直观对比的标准。本文通过几何形态学方法,对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出土的“牙璋”与其他地区的“牙璋”进行形态学数据的分析对比,进而探讨其形制特色及其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互动。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1)一号坑A型(1A型)“牙璋”与三星堆出土玉戈相近,可能由戈演变而来;(2)二号坑A型(2A型)“牙璋”具有鲜明的形态学特征,是三星堆“牙璋”最典型的代表;(3)三星堆“牙璋”的鉏牙类型与“牙璋”分型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4)“牙璋”没有特定形制。对“牙璋”尺寸的统计学分析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不同区域“牙璋”形态数据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以2A型“牙璋”为代表的三星堆式“牙璋”与中原式“牙璋”相独立,代表了古蜀文化中“牙璋”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而东南沿海、越南地区的“牙璋”深受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与古蜀地区不存在明显的互动。本研究为探讨“牙璋”的形态、对比和传播提供了一种思路,对于解决器物的形态学问题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先秦编钟组合的礼制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古文献记载的编钟编列与等级,将考古出土的编钟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比,认为《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形式是有的;但是《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等级与考古发掘所见到编钟组合形式不完全符合。本文论述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认为《周礼》所载是战国以后的理想化模式,不是西周时期的礼制。编钟的组合规制与贵族的财力、国力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音乐的发展,编钟的组合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     

何如璋是否向日本人提供过情报——与孔祥吉先生商榷

孔祥吉先生在2004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两封不该发出的信——叹何如璋之不慎失足》一文,文中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藏何如璋两封信”,指称中法战争前夕,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有向日本情报人员提供机密情报之事。同年4月,孔祥吉先生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一书出版,该书《首任     

宋儒对《周礼》的看法

《周礼》被誉为"三礼之首",历代研究者对其看法差异颇多,尤以宋代学者最为显著,或有尽信周礼之学的,或有借周礼复古为名大行改革变法之事者,或有对周礼怀疑乃至斥责其为虚妄之言者,本文将两宋之时对周礼各持己见的学者观点总结起来进行比较,大抵可分为四派,借此一窥宋代经学的蓬勃生机。     

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无疑是20世纪晚期秦汉考古的一大重要收获。自1995年发现该陵后,就引起了人们持续不断的研究兴趣,特别是1998年8期《文物》和《考古》以非常罕见的、用不同形式同时公布同一个考古报告的方式向学术界发表初步整理简报后,两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玉圭及红漆匣儿——用文物解读《西游记》系列

正一、圭"圭"是一种古代的礼器,其器形为上端呈三角形,身为长方形。其功用主要有二:祭祀方位神的用具和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前者,是《周礼》所载的"六器"(亦称"六瑞",即璧、琮、圭、璋、琥、璜)之一。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关于《周礼·地官·质人》中一句话的标点与注解问题

本文针对《周礼·地官·质人》中的一向为学者所忽视的标点问题,重申了中华书局《周礼正义》标点本正确读法。作者结合睡虎地秦简、九店楚简等简牍资料,指出《周礼·地官·质人》这句话是战国时期奴隶买卖的反映。推翻学术界长期信奉的郭沫若先生的周奴隶买卖说,为《周礼》一书的断代问题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同时作者还指出《周礼》此处的“货贿”一词在先秦时期特指金玉类贵重货物,而非一般商品的通称。     

福建光泽走马岭玉器的形制特征、文化属性、年代及相关问题

本文分析近年在福建省光泽县走马岭遗址出土的牙璋等8件玉器,指出它们分属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后段、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制作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530年之间,是中原地区及甘青地区与辽西地区的作品。其中牙璋的制作年代最晚,在公元前1560～前1530年。它们可能是从以牙璋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中原核心地区传播出来的,在走马岭遗址的埋藏年代在公元前1530年之后至商末之前的商时期。走马岭牙璋等玉器的发现,显示福建沿海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相同的遗存应是通过福建西北部到达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并且可能是商汤灭夏之后的夏遗民的文化遗存。     

《周礼》“冢宰”与金文所见西周王家之宰

《周礼》设计的西周行政组织中有冢宰统摄六官制度,以负责王室事务的家务总管冢宰作为王朝政务官的首脑。这被学者解读为《周礼》乃后世对西周王朝政制做理想化建构的力证之一。传世和20世纪发现的日益丰富的彝铭表明,宰官乃周王家宰,掌管王室经济财用为其常职;在西周王朝家国不分的政制下,作为王室事务官之长的宰官又兼具公卿级的王朝政务大臣的角色,这应是《周礼》制度设计的历史依据,也是战国以降宰相名号溯源于“冢宰”的根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