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化职能向政治职能的演变——以清至民国前期的新疆乡约为例

乡约最早成立于北宋年间。当时的乡约完全是一个单纯的教化制度。明中后期,许多州县已建立了乡约,朔望讲读圣谕或约规已经成为明朝封建教化的重要形式。但这一时期的一些乡约已经具有了诸如稽查奸宄、催征赋税、管理社仓等一些基层综合管理职能,从而开始了乡约的官役化过程。乡约制可以说是对以往新疆基层政治制度的发展。     

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

清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统治原则,且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二元同构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和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同构而成。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乡村教化体系的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其二是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官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不同,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这首先表现在教化组织形式属性的多元化上。其次还表现为教化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与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时各项制度的衰落变迁同步进行着,并在相互之间产生着互动,共同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全部内容。     

朱熹《增损吕氏乡约》

正凡乡之约四: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众推有齿德者一人为都约正,有学行者二人副之。约中月轮一人为直月。都副正不与。置三籍,凡愿入约者,书于一籍;德业可劝者,书于一籍;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终则以告于约正,而授于其次。德业相劝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肃政     

略论晚清东北乡约

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的乡约具有发展迅速、普及面广、组织形式相对比较单纯、官役化色彩比较浓和衰落得比较快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晚清东北乡约带有新兴垦区烙印的组织形式和突出的行政管理职能,说明它与关内乡约明显不同,而其旋兴旋废则说明,放弃乡约的教化和自治传统而一味强化其行政管理职能的乡约实践是失败的.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论六谕和明清族规家训论

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是明代基层教化的教旨。由于切近家庭伦理,六谕在16世纪开始出现在士大夫编纂的族规家训中。地方官主导下的乡约,一方面以六谕为精神内核,一方面又多以家族为实施单位,以及朝廷以六谕训宗人的风示,都推动了六谕与族规家训的进一步融合。族规家训以各种形式接纳六谕,同时又在对六谕的诠释中体现其宗族法规的特性。     

乡约及其社会教化

乡约及其社会教化谢长法一、乡约的滥觞、发展与乡约组织的建立乡约原是指乡村、城坊的民众以美风俗、安里弥盗为宗旨自发订立的乡规民约。其滥觞于北宋吕大钧所创的《蓝田吕氏乡约》。《宋史·艺文志》载：＂《吕氏乡约仪》一卷,自大钧撰。＂吕大钧,字和叔,蓝田人,嘉...     

彰善痹恶，树之风声——明代前期基层教化系统中的申明亭和旌善亭

申明亭和旌善亭是明初建立的基层教化系统中的两项重要内容。它们在明代前期曾经遍布乡都,发挥着宣达政令、彰善惩恶、淳化风俗的功能,为儒家道德理想由精英层面渗入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具体的途径。本文试结合明代方志与政书材料,追溯申明亭和旌善亭的兴废历程、分析其社会职能,并思考包括申明旌善亭在内的基层教化系统的兴废,与明代世风嬗变的关系。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中华元典的功能刍议

笔者将《诗》、《书》、《礼》、《易》等初原、根本的典籍称作“中华元典”,尝试探讨中华元典的文化功能。以下分论之。 一、《诗》的文学价值与教化功能 作为中华元典重要组成部分的《诗经》,其历史作用可从文学价值与教化功能两个方面加以探讨。先论其文学价值。     

论清代知县出身与康雍乾时期的用人政策

县级是清代国家机关的基层,其主官知县则是“亲民之官”,他既是国家赋税的主要聚敛者,又是司法的初级审判者,他们在本地区劝农赈贫,兴养立教,维持治安和稳定,按清代规定,知县是正印官,在正印宫负责制的当时,知县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很大,实关系到吏治民生。故对其选用比较严格。然而,知县的选用又是流品最杂,无论是“正途”还是“异途”出身,均有可能破任用为知县。乾隆七年(1742年)廷试进士有条制策云:“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谓人而为清官,是绝不可能的,但反映出君主对吏治的重视,并且结合严刑峻法以整肃之。在流品分明,等级有序的当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教化是地方志的又一重要功用

教化是地方志与生俱来的功能。东晋人常璩曾在桦阳国志·序》中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彰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旌贤能”。这是对方志教化功能的最早表述。清代著名方志学者章学诚亦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指出：“史志之风,有裨风教者”,能使读者看后“怯者勇生,贪者廉立”。旧志最能体现教化的是人物类内容,旧志编纂注重对名臣、名宦、先儒、乡贤、忠烈等人物的记述。同时,还注意收入具有教化作用的艺文、风俗等。如宋淳熙《三山赫》明嘉靖《浙江通志》、清光绪《嘉兴府志》等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篇幅的人物记载,均起到了彰善瘅恶的作用。     

略谈史志编纂者的基本素养

地方志是一地之“百科全书”,它纵贯古今、横陈现状,涉及各个领域,囊括各行各业。一部好的地方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古人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史上许多地方官,施政都借重于地方志。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前也非常重视地方志。修志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中国古典气论对朝鲜徐敬德之影响

徐敬德是朝鲜王朝著名哲学家,尤其在气论哲学上成就斐然。徐敬德气论深受中国古典气论之影响,中国古典气论所彰显的泛生命性、泛道德性、前逻辑性三大特点在徐敬德哲学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中西哲学范畴与概念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西方哲学史上那种获得“绝对的纯粹形式”的“纯粹概念”,在以中国与朝鲜为代表的东方哲学中是不存在的。表现在概念与范畴上的东西方哲学不可通约性的矛盾,有待于学人进一步的发掘与评价。     

论米氏父子的绘画艺术及其自然观

“米氏云山”由宋代名书画家米氏父子所创,其以水墨“米点”表现山川自然是水墨山水画中的一种典型范式,其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开中国“人画”之先河。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艺术创造的自由精神则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启蒙。     

乡饮酒礼研究述略

乡饮酒礼是中国古代以尊老敬贤、宾兴贤能、宣扬教化为目的的公众性礼仪。目前在乡饮酒礼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或以社会生活史为视角,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乡饮酒礼的特点,或从区域史出发,具体分析乡饮酒礼在举办过程中的财政支出状况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或从历史文献入手,研究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寻求古代礼治精神的可取之处。但乡饮酒礼与里甲、乡约制度的探索,还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     

关于韩愈的两个问题

一、“载道”与排佛韩愈主张“因文明道”。早在青年时代,他已经把自己的作品称作是:“皆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上宰相书》)。后来他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通其词     

清代知县改教述论

雍正帝即位之初借鉴明制,规定将一些才力不及的知县降改为教职,并定为成例。此后,知县改教之例进一步完善,但在制度实施运行的过程中,某些弊端凸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整饬吏治、慎重铨选、疏通仕途和推行教化的“四难”。乾隆以降的多位皇帝对此例加以限制调整,将作为铨选制度一部分的知县改教延续到清亡。通过皇帝、督抚、读书人及改教者对该例的不同认识,可以窥探其长期运行的原因。而将该例与铨选、科举、学校、治吏等制度或事项联系考察,会发现更加丰富复杂的面相,亦能借此检讨清代国家治理的机制及州县政府职能的平衡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