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才将其“大同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

正关于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两者在孙中山那里一直是等同的①。其实,国内学术界的这一传统看法过于简单。笔者觉得,应该分两个阶段来考察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

与抗战时期日本在华扶植的其他汉奸傀儡组织相比,汪伪政权不仅在组织上更完备,而且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以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为外衣的不折不扣卖国的汪记"大亚洲主义".汪精卫自诩为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事业的信徒和继承者.抗战时期.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公开投入日本的怀抱.     

孙中山与李大钊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谊

李大钊与孙中山,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他们为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到一起。他们共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感情却非常真挚。孙中山称李大钊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并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而李大钊对孙中山更是十分仰慕和敬重,他盛赞新三民主义,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由衷地高呼"中山主义万岁"。李大钊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派会见孙中山的第一人,也是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     

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

1910年,日本并吞韩国,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申圭植等人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成立新亚同济社,吸纳两国志士。1921年,申圭植以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身份赴广州访问,会见孙中山,宣布承认"护法政府"为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等人积极支持来华的韩国志士。1924年,孙中山提出,中国人民的对外责任除"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外,还要"扶助弱小民族"。此后,"济弱扶倾"遂成为中国国民党的重要国际政策。北伐期间,韩国志士或加入中国国民党,或投身中国国民革命军,武汉国民党中央则设立东方局。中韩志士之间的互助、合作不断发展。     

“盖棺论定,尚有待于千载下焉”——孙中山逝世后的舆论反应

孙中山逝世所引起的舆论界关注为近代中国罕见。舆论反应重点有二:一是对孙中山其人其事进行评价,褒之者为舆论主流,肯定孙中山之功绩,对其为人处事、革命精神、道德品质等大加赞赏,誉之为一伟大杰出人物,贬之者作为"另类的声音",从与孙中山不同政治立场出发,述说孙中山自身弊病,揭露其错误,描绘其失败者形象,甚至有目孙中山为"罪人"者;二是报道孙中山逝世对未来政局发展的影响,于国民党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于北京政府亦复如此,不过消极影响为舆论着力关注。所以欲达盖棺论定,只能强人所难,国民党经过一番努力与型塑,建构孙中山崇拜直到尊其为"国父",可算"盖棺论定",但亦不长久。     

从大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

从大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吴剑杰孙中山是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亚洲解放运动造就的一位东方巨人,他不仅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而且如列宁所说,也是“亚洲人民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孙中山深切同情和热情支持亚...     

年历

<正>3月March11914年3月中华民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新中国成立后,在1953年与该联盟断绝往来,至1972年,万国邮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后,双方恢复了正常关系。21924年3月孙中山发表《通告党员解释本党改组容共意见书》,指出容共可以使"吾党之新机,于是乎生"。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孙中山还曾批评过邓泽如等人联名写信反对国共合作。31924年3月凯末尔废除了哈里发制度,迅速地对土耳其实行近代化改革,并使其更加紧密地与西欧结盟。改革废除陈规旧习,在凯末尔死后依据"凯末尔主义"继续实行。     

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精神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一大”通过了十三项议案,其中最能体现“一大”精神的两大成果是：通过“一大”《宣言》和国民党新章程的确立,使濒临瓦解的国民党从此焕发了青春活力,向着一个有鲜明主义、有严密组织、有群众基础的党迈进。本围绕国民党“一大”两大成果的达成,探讨国民党“一大”精神与孙中山的思想,以便真切地了解孙中山晚年的思想。     

孙中山先生与“秦家店”

读法家著作《商君书》、《管子》、《韩非子》之后,再读《孙中山选集》,会有一种震撼：真是两重天!不仅可以感受它异常的分量、贵重,还能发现我国系统设计埋葬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方案的第一人——孙中山先生。毛泽东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赶走了日、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在经济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功德盖世!它极大的超出了孙中山设计的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     

国民党引入军队政工制度原因考

俄共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以党领军”的统军制度,为孙中山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受俄共政治工作的启发,孙中山1921—1922年特别注重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1922年6月,陈炯明的背叛说明,孙中山的政治工作观念存在致命缺陷。在苏俄的引导下,孙中山决心由党建军,1923年8月,以蒋介石为首的考察团赴俄。此次考察对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改党建军,影响巨大。苏俄红军的政工制度成为国民党进行政治工作的模本,党代表制与政治部制是政工制度的两大组成部分。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49)

近代上海对于孙中山逝世后的记忆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左、右派系的党统之争喧宾夺主,成为上海一地孙中山纪念活动的主题。1927—1937年,"大上海计划"取得的市政成就多假中山之名、行建设之实,事实上与孙中山崇拜运动的关系并不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中山作为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象征符号,历经毁灭与重塑,遭遇反复争夺。以近代上海为案例研究,可见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崇拜运动多重互动的复杂面相。上海的孙中山纪念遗存较少,其间隐藏着深层的历史成因,既可归因于上海长期保持着"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又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华界的城市定位密切相关。     

宋霭龄给孙中山当秘书的日子

宋霭龄在美国度过了6年的留学生涯,1910年初回到上海。她参加了同盟会,担任父亲查理──同盟会司库的秘书,协助父亲同海外的孙中山联系。在她幼年的时候,孙中山就是她家的常客、经过这两年的工作,她对孙中山的主义和为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1911年12月25日,沪军都督陈其美为迎接孙中山由海外归来作了精心安排,他专派了一艘“建威”号军舰到吴淞口迎接,宋霭龄和父亲查理一早就来到码头,翘首以待。当孙中山一眼瞧见留一溜黑密胡子的查理时,他早已忘记了要保持领袖风度的劝告,呼叫了一声“查理”就奔过去,两人热烈地拥抱到了一…     

关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起居室原址的考订

<正>一、"起居室"由"三老"认定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起居室,位于原清朝两江总督署内西花园东北端,是1956年10月辛亥革命45周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时确认并发布的。当时有报纸辟"辛亥革命与南京"专栏,以"孙中山在宁旧居复出"为题,报道了相关情况,兹录文字如下:"一九五六年十月,省市有关方面邀请老同盟会员、曾参与临时大总统府府内布局工作的老人傅选青、原临     

“倒孙风潮”与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事件北大核心CSSCI

1909年,陶成章到东京,提出《七省同盟会员公启》,攻击孙中山以大言谎话骗取"总理",要求开除其职务,受到黄兴等人抵制。1910年1月,陶成章发表《布告同志书》,回答为孙中山辟谣、辩护的各地同盟会员,并对孙中山等进行新的攻击。这是一份迄今尚很少为人所知的文献。同年2月,陶成章与同盟会分家,重建光复会。1912年1月,民国建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陶成章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陶的同志则散布流言,攻击孙中山以谎言骗取"总统"。上海光复后,陶成章练兵筹饷,计划进攻清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南京既克,章太炎建议陶出兵援助正在与清兵搏战的武汉义军,陶未从,编练"光复军"如故,引起忠于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的警惕和猜忌,指使因"倒孙风潮"而对陶成章深为不满的蒋介石进行刺杀。     

“剿共”将军卫立煌的秘密“倒蒋”

传奇将军卫立煌,与3位重要人物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都有非同一般的关系———他是孙中山的卫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与毛泽东是朋友,曾是被中共通缉的"战犯",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卫立煌一生如同一个难解的谜     

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与其追随集团为确保其自身在政治上的合理性,为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极力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将之作为其宣扬“中日和平”的根据,汪伪政权为进行对民宣传而主导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从分析这四种杂志内容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并错误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连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也逐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吸收,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倒孙风潮”与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事件

1909年,陶成章到东京,提出《七省同盟会员公启》,攻击孙中山以大言谎话骗取"总理",要求开除其职务,受到黄兴等人抵制。1910年1月,陶成章发表《布告同志书》,回答为孙中山辟谣、辩护的各地同盟会员,并对孙中山等进行新的攻击。这是一份迄今尚很少为人所知的文献。同年2月,陶成章与同盟会分家,重建光复会。1912年1月,民国建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陶成章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陶的同志则散布流言,攻击孙中山以谎言骗取"总统"。上海光复后,陶成章练兵筹饷,计划进攻清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南京既克,章太炎建议陶出兵援助正在与清兵搏战的武汉义军,陶未从,编练"光复军"如故,引起忠于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的警惕和猜忌,指使因"倒孙风潮"而对陶成章深为不满的蒋介石进行刺杀。     

构造统一国家与建设现代边防：民国前期“西南政策”考论

民国前期"西南政策"以云南为中心,联合川、黔,扩展到桂、粤五省联合,又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相结合,成为与"北洋"对立的南方政治主张的统称。"西南政策"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而发展、流变甚至扩张,国家主义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同时也存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地方主义色彩。由于时代、客观条件及领导人等因素,"西南政策"最终走向落幕,但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代表的地方性视角或者说是"西南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台湾抗日志士蒋渭水

蒋渭水（1891-1931年）,台湾宜兰人,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先后创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和台湾工友联盟等抗日组织,领导台湾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是日据时期台湾抗日政治运动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被称为台湾孙中山及台湾民主运动之父。蒋渭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笃信三民主义,追慕祖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他逝世后,台湾史学家连雅堂这样评价他：“中山主义谁能继,北望神州一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