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北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我国大地。山河破碎,民族危急,全国出现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国共两党能不能再次合作？民族危机能不能挽救？当时党内存在一种危险的倾向,他们说,军阀、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     

阎锡山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向山西,阎锡山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运用于实践,逐步提出“守土抗战”,并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为山西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一、阎锡山从“自存”出发,提出了抗日要求,这为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阎锡山是一位比较     

救国运动与“七君子”苏州审判案

上海救国运动与南京救国会的筹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几个月内就占领了我东北三省。1932年日本又勾结汉奸,建立了伪“满洲国”。后又不断向关内发动进攻。1935年又勾结汉奸在华北地区策动所谓“自治”运动,妄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然后进一步灭亡全中国。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七七事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扩张与列强应对初探

日本“华北驻屯军”组建于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产物。1911年，日本试图趁中国辛亥革命内乱之机，向华北增兵，扩充驻屯军实力，但遭到了列强的反对。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期间，日本利用与列强共同防卫华北的机会，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增加了驻屯军的兵力。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阴谋分离华北，随即在列强的默许下，...     

日寇在广州的暴行和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4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人视线,乘欧美帝国主义无闲东顾和蒋介石忙于“剿共”打内战之机,实施其侵华政策,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     

关于“最后关头”的界限

1934年12月蒋介石授意发表《敌乎?友乎?》一文,是对日本朝野作的“最后忠告”。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的“最后忠告”变成了“最后关头”的警告,其重要标志是他在11月国民党第五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从1935年华北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时期。在国内外多种因素促使下,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使国民党政府正式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一)改变对日政策的原因“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富庶的东北地区。可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开始,它对日军的进犯实行了“不抵抗主义”,企图依赖“国际联盟”出面干涉,强迫日本退兵。结果,东北的大好河山,迅速落入敌手。依     

抗战序曲——红军东征纪事

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 1936年2月20日晚,两万多名中国人民红军先锋军将士,一举突破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黄河防线,从陕北开进山西,从而拉开了鲜为人知的红军东征的帷幕。 这一历史壮举是如何发生的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建立了在其控制下的所谓“满州国”。之后,又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华北策划了“冀察政务委员会”。面对这一形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只顾“围剿”共产党和红军,根本不进行抗战。这就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加重了亡国的危险性。     

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其政策转变的起点

抗战前夕,国民党的政策有一个逐渐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转向抗日的发展过程。但这个转变究竟是由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目前史学界的大多数同志认为西安事变和五届三中全会是其转变的起点。但从当时的材料来看这个转变始于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五全大会)。一五全大会的背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敌入侵,国难当头,全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拯救民族危机。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却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围剿”红军。这就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便利了日本的进攻。“九·一八”后三个月内日本占领了东     

“救国会”与晋绥抗战

“救国会”(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20世纪30年代国难渐深时以上海为中心,由爱国民主人士为主发起、组织的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国民党政府却执意“攘外必先安内”,一向敏感于风气转变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们慨于时局的危险,以多种活动形式表达他们的担忧,积极寻找解决的途径。受中共“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的影响,继《新生周刊》案件之后,邹韬奋等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不顾国民党的压制,于“生活书店”…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福建的重大活动（上）

第一节和谈改编 一、闽粤边 1935年5月“华北事变”后,日军加快南侵步伐。日本的侦探、特务及所操纵的组织四出活动,为“福建自治”、“华南自治”摇旗呐喊。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奉行蒋介石的反共误国政策．一方面加紧“清剿”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准备把厦门划为“非武装区”,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闽粤边特委从汕头、厦门、     

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发动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使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次事变不仅极大地震动了全中国人民,而且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国人民同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各     

土肥原贤二与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对华北的侵略步伐。在1935年日军策动华北事变的过程中,土肥原贤二作为关东军的代表和"中国通",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肥原主张实施分离华北政策,在华北事变中始终在日本关东军和陆军中央部的指导下活动,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合作关系。在对宋哲元工作的问题上,土肥原利用宋氏自保妥协的态度,软硬兼施,这种手法后为华北驻屯军继承,最终导致七七事变爆发。在华北事变中,土肥原既是整体策略的制定者与推动者,又是实际实施者,是华北事变中至关重要的人物。考察土肥原贤二在华北事变前后的活动,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侵华战略的连续性与复杂性。     

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

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在有关抗战前夜的历史论著中都会讲到,已经谈得很多很多了。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早已暴露得十分清楚,侵略行动一步紧随一步从没有放松过,中国民众强烈地要求抗日,这种状况已持续了四年之久,为什么恰恰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会出现这样一场规模空前并且不停步地向前推进的抗日救亡高潮,直到全国抗战的爆发?这个高潮兴起的两     

平津学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述论——以傅斯年为中心

1935年,日本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策划和实施“华北五省自治”图谋,其行为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平津地区广大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对。学界以《独立评论》骨干傅斯年、胡适等人为核心的部分平津学人,团结广大学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制止日本侵略者扩大侵华而积极努力。这批学人的主要作为有：一是利用声望、地位启导舆论,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亲日分子推行“华北自治”的实质;二是奔走各地,运用其特有人脉资源努力做有关地方军政大员站稳民族立场的工作,制止其与日人妥协、谈判和合作;三是利用多种形式提升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历史事实证明,平津学人为制止日本“华北自治”图谋做了大量实际而有成效的工作。     

参加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行动纪实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中国东北四省,按照其蚕食中国的进程,进一步谋取华北,勾结中国民族败类殷汝耕、王克敏等人,阴谋策划搞“冀东自治”和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消息传到北平,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在华北局的直接领导下,1935年北平学生发动了悲壮而令人感泣的“一二·九”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军警用棍棒、皮鞭、水龙头、大刀来镇压学生游行示威,当场打伤学生200余人,逮捕数十人.给了全国巨大的震动.     

《人民日报》 1985年12月6日 “一二·九”运动与西安事变——张学良回忆录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连锁关系: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危机,从华北危机到"一二·九"运动,从"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一声炮响、伟大的八年抗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这一连串有连锁关系的历史事件中,"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今年是“七·七事变”60周年，也是以抗日救国而名闻中外的“七君子”光荣出狱60周年。有关“七君子事件”以及由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曾震惊中外。当时有某些难以说清的史实，如今已获得解答。重温这一段抗日救国气壮山河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将大有神益。蓬勃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寇在三、四个月中即袭占东北三省；1932年的“／＼·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1933年，日寇得寸进尺侵略热河及察哈尔北部，到1935年日寇入侵华北，成立冀东傀儡政权——短短几年里，祖国大好河山…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