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与加拿大对尼亚加拉瀑布的开发与保护

19世纪末“电气革命”与水电技术的发展，使尼亚加拉瀑布成为美国与加拿大重要的电力来源。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中瀑布水电开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与环境问题，引起两国的共同关注。围绕尼亚加拉瀑布的开发与保护问题，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都进行了治理改革。由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在此问题上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美国关注尼亚加拉瀑布的景观保护，而加拿大呼吁由政府主导大瀑布的水力开发，反对私人垄断。围绕尼亚加拉瀑布的诸多社会运动，推动了美加两国政府调整其环境与资源政策，并最终促使两国就整个边界水域的管理进行合作谈判，促成了美国和加拿大《边界水域条约》的签订，同时有助于打破先前较为僵化的美加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回暖创造了契机。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一年内,在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和现实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决策过程中,蒋介石表面上不断展示强硬立场,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他手下的高级"外交官"们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倾向于妥协,但在威权体制下难于向蒋介石进言。     

苏联经验与中国经历: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

1949年以后,为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城乡关系,新中国开始以苏联经验为范本,构建全新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为此,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党和人民政府在商品联系与生产联系两个方面对城乡关系的重构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中苏间国情差异巨大、人口众多、工业化起点低、起步晚等因素,最终导致中国于50年代末期逐渐走向一条不仅与苏联不同,而且亦与最初的理想预期背离的二元化城乡关系发展道路。     

饲用抗生素与公共卫生风险——20世纪70年代美国抗生素饲用问题公众化的开端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府较为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科学界对细菌耐药性问题的新发现、及英国"斯旺报告"的共同影响下,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抗生素饲用问题展开调查,并决定限制饲用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使用。美国主流报刊对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和相关行业的斗争过程作了较为深入详细的报道,有关抗生素饲用导致公共卫生风险的观念随之在美国得到传播。这一问题从此突破科学研究领域的界限,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一时期美国抗生素饲用问题开始公众化,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这有助于对整个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