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重实证的圈地运动研究——读侯建新教授《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

圈地运动曾经是国内学界世界史研究的典型话题之一。在近三十年沉寂后,侯建新教授《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的发表,格外引人注目,是英国土地产权研究的标志性创新成果。传统观念认为圈地是为了改变土地经营方式,而在这篇近八万字的长文中,作者跳出传统研究的窠臼,将圈地运动与土地私人产权明确化联系在一起。侯建新教授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判断圈地是否合法的依据,证明圈地运动基本上是在法制框架下进行的,并非完全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对于长期以来学界所忽视的农民圈地以及饱受诟病的领主圈地,作者运用数据分析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做了实证性考察,并重新估算了广受关注的16世纪英国圈地规模和社会影响,直接对话外国同行,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圈地运动与英国土地法的变革

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始终与英国法律特别是土地法的变迁紧密交织一起,呈现彼此影响的互动状态。最初的圈地是在封建土地保有制的基础上发生的,普通法不承认维兰的财产权,使领主圈地具有了合法性依据,为圈地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法律环境。15世纪时,随着庄园制经济的发展,土地法发生了变化,庄园农民的土地产权趋于明晰,新的土地法成为都铎政府限制圈地运动的法律依据。17世纪以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法律又成为推动圈地运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推动下,土地法自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小农土地产权制度迅速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大地产制。到19世纪末,社会利益备受关注,国家法律又转变为禁止私人圈地和保护公众休闲用地的手段。由此可见,圈地运动不仅是一场经济社会领域内的变革,也是法律领域内的一场变革。     

试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当代社会不断进步,土地改革也在伴随着不断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针对土地的所有权问题、集体土地的遗留问题、干部和村民的观念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可以做好交流来明确土地的所有权,用完备的调解纠纷制度来提升效率,不断增强执行人员的执行水平和用系统的宣传工作来提高村民对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了解等各项对策。通过本文的研究来更好地实行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工作。     

对近代初期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新思考——兼评《英国土地制度史》

沈汉教授的《英国土地制度史》①已出版一年有余.《中国农史》发表了于民先生以《关于英国农业经济历史发展道路的新探讨》为题的评论②.对于这样一部具有学术创新性、不媚俗从众的学术专著,于民先生认为它"在对若干旧说进行修正的同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富于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理论创新意义".     

土地产权的变革与英国农业革命

英国农业革命是英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工业文明的桥梁,它以土地产权的变革为基础,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在其世界工场地位确立的同时,农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程度。     

从赋税来源与用途看英国近代议会与税收

16世纪始,英国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税制相对完备。主要表现为议会掌握着税收大权:一方面,赋税的征收权由议会掌握,国王要征税需征得议会同意。另一方面,赋税的开支和使用亦由议会监督。倘若有国王试图与议会争夺赋税大权则必然招致议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最终失败。在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背景下,赋税的用途亦有所变化,开始了由主要用于战争向用于政府日常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的转变。本文试图从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和光荣革命后三个时段阐述英国赋税的来源与用途及与议会的关系。通过对英国近代赋税来源与用途的分析,了解现代化税制的建立对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成果。     

14世纪英国劳工立法研究综述

14世纪的英国劳工立法是英国政府为了应对黑死病的不良后果而颁布的立法,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笔者将从国外、国内两方面概述这些研究成果。     

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转与社会心态

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土地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以贵族、乡绅等为代表的土地阶级垄断了土地、掌控了政权,使土地获得了超经济价值的社会属性,成为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的基础。为获取政治权力,永久性地融入中上层社会,旧的土地家族、工商业者及其他职业者竞相购置土地。以土地为介质获得贵族和乡绅头衔,融入土地阶级,进而掌握政权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同时,因筹措圈地资金而需要出卖的土地,圈地后自耕农出售的土地,旧地主因为欠债而抛售的土地,土地家族为强化主体地产而卖掉的外围土地不断涌向市场。这样,以地产为工具加盟土地阶级、进而掌控政权的社会心态,成为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     

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与立法实践

1 92 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胡汉民以孙中山先生“遗教”代言人身份 ,坚持旧三民主义 ,充分阐述了自己的建国、立法主张。他提出“以党治国”的训政纲领 ,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基础 ;借鉴西方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经济立法原则 ,结合中国传统的“仁恕公平”的思想 ,提出“王道主义”的社会经济立法原则 ;还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民法、继承法的立法主张。在 1 92 8——— 1 931年担任立法院院长期间 ,完成了立法院的组成框架 ;任用高水平的立法委员 ;主持制定了大量的新法典、厘定了旧的法律、法规。他为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形成及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完备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大革命前后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从托克维尔的一个误判谈起

托克维尔对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曾做出推断。托氏认为,革命前法国农民已经是土地所有者,因此法国农民强烈仇恨封建权力。托氏的逻辑是,封建权力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然而以事实为依据,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前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推断是个历史误判。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村,农民身受教俗贵族和王权压迫,封建特权因其行将就木而更加苛刻。"年贡农"是习惯佃农主体,仅有残破的权利;众多分成佃农和无地农,与土地没有任何产权关系。农民土地问题是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法国大革命打击了封建权力,不断消解佃户的封建义务,土地混合产权正在被单一私人产权取代,法国农民越来越接近成为自己土地的所有者,然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大革命之后,而不是托克维尔所断言的大革命之前。大革命推动了农民土地确权,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圈地运动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新论——兼与国内学术界某些流行性观点商榷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些关于圈地运动和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两种值得引起注意的研究趋向: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借鉴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依从旧说;偏重于生产力或纯经济的研究.在综合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圈地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牧羊业自身的生产特点及其所决定的远比种植业要高得多的丰厚利润,而不是国内学术界所通常认为的"羊毛价格的上涨";英国16世纪的圈地主要还是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以和平的或协议的方式较为平静地完成的,暴力不是主要手段;英国16世纪的圈地并没有引起土地关系的重大变化;圈地和农场规模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农业整体上还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     

古物学家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建构

英国古物研究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英国的传播。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古物学家的研究逐渐深入与聚焦。在脱离中世纪民族起源神话之后,古物学家需要解决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英国民族认同的建构。古物学家界定了英国文明的日耳曼特征,释读了古英语,重新评估了基督教因素。古物研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考证与复原,古物学家也不是脱离时代的老学究,近代早期古物研究运动与英国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 ,英国从最初在领事报关制度下协助清政府缉私 ,到取消协助缉私的条约义务 ,进而攫夺中国的海关行政权 ,改造海关和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 ,其贯穿始终的核心目标是在通商口岸建立一种符合其利益的“法治” ,以保障其在不平等条约下的自由贸易。而清政府未能自主形成顺应新贸易格局的政府功能 ,结果将建立法治的政府职能以及相应的权益拱手送人 ,从而在“抚夷”的幻象下沦为列强的附庸。     

浅析近代早期英国中央政府与巫术诉讼的关系

大规模的巫术诉讼是近代早期欧洲史上最荒诞的一页。有学者认为,巫术诉讼的泛滥与近代主权国家的兴起及有意推动密切相关。但就笔者考察的英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英国中央政府并没有刻意推动或造成巫术诉讼的泛滥,它更多是从社会秩序考虑出发,力图将巫术纳入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止了巫术诉讼的无限扩大。     

日本移民侵略与东北土地产权结构的演变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通过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对中国东北农民的土地进行了大肆掠夺,致使东北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千百万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日伪统治时期,东北农村最显著的特点是无地农户比例上升,这种殖民地化的阶级结构和土地产权结构是日本殖民政策造成的恶果。     

英国近代在华租界土地制度述论——以天津英国原订租界地皇家租契纷争为中心

两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先后在中国开辟七块租界地,界内土地的租用方式,特别是英国商民如何获得合法的租地权利,是租界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七城市的英租界中有五处实行的是由英国政府与其本国商民订立皇家租契的土地制度,其中天津英租界扩张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租地关系最为复杂,具有较高的典型性。在原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解释框架中,皇家租契订约双方属于协同利益群体,二者间发生旷日持久的纷争几乎无法想象。以天津为个案,考察和梳理英租界皇家租契制度的历史脉络和矛盾波折,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近代英国在华租界及其土地制度的深层次特征。     

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土地积累关系辨析

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土地积累联系极为紧密,这种联系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般现象,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一;土地积累补充了工业资本的不足,尤其在企业处于资金困境时,以土地积累投资工业企业,可以获得意外的好效果;工业资本对农村的投资,引进了新生产方式,为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     

啤酒馆问题与近代早期英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啤酒馆问题是16、17世纪英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社会史学家认为啤酒馆问题与统治阶级对社会秩序的担心有关。本文从宗教改革以及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入手,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指出啤酒馆问题反映了基督禁欲主义同传统习俗的冲突、新教个人主义同睦邻文化的冲突,以及新兴“中等收入者”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同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冲突。啤酒馆问题折射出英国从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     

工业化时期英国地产代理制度透视——兼与中世纪庄官组织相比较

工业化时期,英国形成了以大地产为主的土地结构。由于享受城市生活、参与政治、处理地产上日益增多的事务的需要,地主因袭中世纪以来土地管理方面的庄官制度,发展出地产代理制度。一般而论,代理人负责勘查地产,管理地产经济,定期向地主汇报地产事务,参与教区社会活动。地主则选拔代理人选,干预代理人的经营策略,对地产事务发挥间接的影响。代理人、地主相互协调,使工业化时期英国农业经济的运行趋于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