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的瓷器贸易全球化：以沉船资料为中心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航海者发现新大陆,开辟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新航线,给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带来翻天覆地且深远的影响。以中国为中心的瓷器贸易体系也在此时迎来了从区域走向全球的重要转折。贸易规模的扩大、海洋上商船的增加,国家和地区间交流的频繁,导致世界各大海域中遗留的沉船数量也有较大增长。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下考古的兴起和商业打捞的繁荣,揭露出大量运载贸易瓷器的沉船,为研究瓷器贸易的全球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本文以16至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沉船及出水贸易瓷器为研究对象,透过沉船编年和阶段性特征分析,观察经济全球化早中期阶段,瓷器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商品在品类构成、贸易模式及时空格局方面的特征演变。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240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苏北地区的宗族义庄——以泰县王氏进业义庄为考察中心

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宗族赈恤组织,江苏的宗族义庄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北地区义庄不仅数量少,且分布零散。以方志、谱牒等史料为基础,以泰县王氏进业义庄为考察中心,梳理苏北地区的义庄发展及运行状况,探究该区域义庄不盛的原因,以加深对江苏宗族史和义庄发展史的认识。     

近代日本与广州间的国际贸易——以日货贸易为中心

20世纪初期,近代华南海域贸易中的台湾贸易网络迅速壮大,并与既存的香港贸易网络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由此,即使在香港贸易网络的传统腹地广州,也受到来自台湾贸易网络的冲击。然而,穗港一带的广东商人们却长期通过香港吸纳日货进口,并牢牢掌握日货经香港转运至广州及在广州市场销售的贸易环节,成为日货行销广州的主要推手及受益者。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广州抵制日货运动与香港日货对广州走私贸易的双重压力下,台湾对广州的贸易活动陷于停滞,广州的日商势力也奄奄一息。而广州的日货贸易与日商势力间相互分离的矛盾,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为止。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外销欧洲——贸易全球化视野下的景德镇瓷器文化研究之一

明清时期,随着珠山御器厂的设立,全国各地制瓷高手流向景德镇,景德镇周围的民窑也向市区集中,出现“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盛况,景德镇瓷器几乎独占全国市场,中国瓷业生产也由宋代的“百花争艳”演变成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明代瓷器生产以青花为主,同时还创新了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及红釉、兰釉、金釉、黄釉等各种颜色釉瓷。景德镇清代瓷业生产无论在造型、胎骨、釉色,还是纹样装饰上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臻于极盛,发展成为“二十里长街半窑户”的制瓷中心。清代瓷器除青翠明快的青花瓷、     

自由的递变——以古希腊历史为中心的探讨

对于古代的自由,贡斯当曾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进行了深刻地考察,认为古代的自由是"集体性自由"[1]。这一观点只是停留在静态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古希腊的自由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而并非一个孤立静止的概念。真正理解古希腊的自由需要建立在对古希腊自由进行历史性考察的的基础之上。古希腊的自由从古希腊神话产生开始,直到希腊化时期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由于受到地理、神话、社会、历史和哲学等多方面原因的塑造和影响,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自由的精神却始终在古希腊人意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人福利问题探析——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北京市工商企业工人福利状况较为复杂,不同行业间、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间均存在很大差别。社会主义改造伊始,为了保障工人的利益和顺利地完成公私合营任务,新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人福利几乎参照公营企业进行了调整,普遍提高了工人的福利待遇,职工福利制度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客观来看,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工人福利体系建设仍存在着一些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在任何时代都是由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其保障水平既不能低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又不能超越当时经济水平所能够承受的限度。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     

民国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

作为民国时期四川重要的出口物资 ,桐油在贸易数量和贸易格局上一定程度地反映着四川区域经济的特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海关贸易统计和日本人调查报告 ,从贸易格局、市场整合等角度进一步探讨民国时期四川桐油贸易的历史全貌。     

“个体性”的思想谱系——以约翰·密尔《论自由》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思想家如何组织文本,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的重要内容。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撰写《论自由》时,便借用和转换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来组织自己的文本。凭借这些思想资源,《论自由》文本才得以写就,并充满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借鉴中,密尔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和思想谱系。通过系统考察密尔所提及的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内容,梳理这些思想谱系,将有助于把握《论自由》这一文本的组织方式,明晓文本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理解其思想的意义指向。     

铁路交通与中俄贸易 ——以20世纪初期呼伦贝尔为中心

20世纪初期呼伦贝尔地区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铁路交通的建设深入带来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打破了呼伦贝尔地区传统的畜牧业经济,从而改变了呼伦贝尔地区的社会面貌.20世纪初呼伦贝尔地区的中俄贸易研究,集中反映了时代变迁和地缘格局对于呼伦贝尔地区带来的重大影响.本文以呼伦贝尔为切入点,对于这一时期中俄的外贸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论太平洋战争期中的中印关系——以蒋介石访问印度为中心

1941年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自此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抗日战争"就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一环。中国与英、关、荷诸国,共同采取对日作战的统一战线,战场由中国本土扩展到缅甸、印度。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被联合国委任为"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本土及越、泰、缅、印诸地区)最高军事统帅,与英、美诸国所承担的"南太平洋战区"结为一体。蒋介石为了视察印度、缅句的实际情况,以便派遣远征军协助英美军对日作战,于1942年2月偕夫人宋美龄访问了印度。这次访印,不但加强了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影响到1942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缅甸及南太平洋地区的进展,它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本文据第一手翔实史料而写成,以期充实抗日战争研究。     

民国北京政府海界划分问题考察 ——以海界委员会为中心

1921年,在海军部的推动下,民国北京政府设立海界委员会,讨论海界划定及海界相关事项。海界委员会就海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海界划分的原则与方法、各种海域的具体勘划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海界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民国北京政府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海界的重要性。此次海界讨论虽未直接促成民国北京政府颁布领海界线法令,但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海界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会议机构,存在一些局限。     

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营企业统制经营问题研究——以广东士敏土厂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冲击国内经济,很多民族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地处南粤的广东士敏土厂也深受影响。在陈济棠的统治下,广东省政府为应对经营危机,打着“经济自卫”的口号,采取一系列水泥统制经营措施,通过限制甚至杜绝外国及外省水泥在广东市场销售的方式,达到垄断该市场并造成经济割据的局面,进而为政治和军事割据打下经济基础。     

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

19世纪后半叶 ,长期在国际茶叶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遭遇印度、锡兰和日本等新对手 ,在最重要的英国茶叶市场上 ,印度茶叶早在 1875年已经取得对华茶的竞争优势。相对于印度茶叶 ,华茶出口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英国资本对国际茶叶市场的操纵、中印茶叶生产方式的差异以及国际茶叶市场结构的变化。华茶国际贸易的衰减对中国茶农、茶商和政府都造成损害 ,带来中国外贸出口结构、政府财政和茶区经济、社会的一系列变化     

电信与军事:以抗战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拟由电信法例保障战时军事通信,电信组织相适战时军事需求,电信建设满足战时军事推进,战时军事发展与电信财务困境等四个维度着力,分层透视其时电信与军事领域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疾疫与汉唐元日民俗——以屠苏酒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屠苏酒是汉唐时期比较常见的一种元日民俗事项,是唐宋时人庆祝元日的不可或缺的节日文化符号。但多数唐宋时人对屠苏酒的起源却不甚清楚。其实,屠苏酒是汉魏时期治疗伤寒疾疫的对症良方。它的出现和流传,与汉末魏晋时期的疾疫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疾疫对历史上节日民俗发生影响的典型代表。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奉系与东北军事教育——以东北讲武堂为中心的考察

东北讲武堂是民国时期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之一,张氏父子通过苦心经营,将讲武堂办成了驰名全国的著名军事院校,同时也为奉系军事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东北讲武堂的设立,一方面提升了奉系军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也宣扬了爱国主义思想。此外,在学校的开办过程中,张氏父子的教育思想得到了深化。     

民国时期广西农民贫困问题再考察——以耕地和劳力为中心

针对近代广西农民的贫困问题,本文利用民国时期的一些统计与调查资料,以实证分析方法,从耕地和劳力使用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认为造成近代广西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大、人均耕地过少、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农村剩余劳力找不到转移方向致使无法有效利用关系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