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低度发展对抵制日货的制约——以1908年抵制日货为例

1908年的二辰丸案在中国引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坚持近一年之久,但总体上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经济的低度发展。它在轻工业、重工业和对外贸易都有所表现,更重要的在于它从诸多方面制约着抵制日货运动的力度和效果。     

日本财阀和帝国主义——以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为例

日本的财阀企业和侵略战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日本侵华战争背后的资本主义要求是什么?这一要求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和企业的经济利害关系如何转化为侵略战争?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以不同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新视角,选取日本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企业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日本财阀和侵略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努力探求侵略和战争的真正原因和规律性.     

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并以中华商会为考察对象,梳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荷印中华商会于20世纪初期抵制日货的态度时而温和,时而激烈,且不同地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则形成抵制日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整体形态。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是华侨民族主义精神觉醒使然,受中国和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整体态势的影响,更与荷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亦有华侨自身的商业特点,展现了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近代日本与广州间的国际贸易——以日货贸易为中心

20世纪初期,近代华南海域贸易中的台湾贸易网络迅速壮大,并与既存的香港贸易网络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由此,即使在香港贸易网络的传统腹地广州,也受到来自台湾贸易网络的冲击。然而,穗港一带的广东商人们却长期通过香港吸纳日货进口,并牢牢掌握日货经香港转运至广州及在广州市场销售的贸易环节,成为日货行销广州的主要推手及受益者。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广州抵制日货运动与香港日货对广州走私贸易的双重压力下,台湾对广州的贸易活动陷于停滞,广州的日商势力也奄奄一息。而广州的日货贸易与日商势力间相互分离的矛盾,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为止。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以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为例

在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中,中国商会在官、民、洋三者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商会在民间推动、政府默许下先则与美国使领直接交涉,继则发动和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最终又在民众日益激进、政府劝导停止、美方威胁分化并作有限让步情况下结束抵制运动。这一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商会在官、民、洋互动格局中的关系的变化。     

1957—1958年的勤俭持家运动——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针对社会上出现的盲目乐观、铺张浪费、依赖国家、依赖社会的问题,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各地展开了以发动妇女为主的勤俭持家运动。政府将勤俭持家与勤俭办社、勤俭建国结合起来,勤俭持家运动的开展,在推动社会风气转变的同时,也对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和家庭角色做了重新定位。本文以山西为中心,考察勤俭持家运动在基层社会的宣传动员以及开展实施情况。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种局面——以1934年顾案为中心

1934年6月,监察院弹劾顾孟余,史称顾案。顾案本质上是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汪精卫利用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予以反击。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干预顾案,实行袒汪抑于的政策,支持汪精卫。最终,顾孟余不仅免于惩戒,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的角力中,三项办法得以保留。顾案的发生及善后,意味着在特定形势与条件下汪很大程度上拥有政策的主导权,蒋反而是处于被动支持的另一种局面。     

大众传媒与日本当代文学——以梦枕貘的《阴阳师》系列为中心

后工业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文学传媒化、商业化、大众化的趋势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的走向与未来.大众传媒不仅是文学的工具,它也是文学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梦枕貘<阴阳师>系列的个案分析,阐明日本当代文学和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     

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是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利用民间戏剧形式进行革命宣传的文化改造运动。戏剧运动中,政府通过组织成立革命剧团、团结教育民间艺人、发动群众参与创作、配合中心任务宣传演出等方式,将文化的改造与根据地社会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戏剧运动,根据地政府不仅达到了以民间文化形式宣传革命、教育群众的目的,而且实现了以戏剧为中介对根据地社会的全面动员和改造,使政治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融入到根据地社会。     

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国体明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国体”是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量,因此亦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与“国体”的结合,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本文即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为例,指出“国体”意识形态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防御机制,其作用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在于它的绝对价值特征可以用来确保民族认同、统合民众。于是每当体制有动摇之虞时就出现国体论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国体”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结构性的。     

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新中国扫盲运动与国民改造——以江苏省20世纪50年代扫盲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扫除文盲运动。江苏省积极执行中央政策,在农村和城市中广泛进行扫盲,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     

群体性抗争与官厅应对——以1924—1925年湖北教育界加薪运动为中心

北洋时期由于教育经费经常被挪用,导致教育发展举步维艰,教职员生活时常难以为继,各省市不时发生教职员索薪和要求加薪的抗争事件。1924——1925年湖北教育界的加薪改现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源于官厅对教育界人士加薪诉求的漠视,事件的激化则与官厅的敷衍、拖延和应付有关,而抗争事件的最终解决得益于官厅应对策略的转变。     

日本战时出版审查与战地文学中的南京大屠杀——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为中心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以亲身采访经历,创作出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活着的士兵》这部写实主义战地文学作品。但在军国主义思想控制下的日本,一切揭露侵略战争罪恶的言论都必将受到当时日本国内严格的舆论管控制度之弹压。石川达三也因此被送上了法庭。但对石川达三来说,揭露南京大屠杀只是其写实主义创作手法使然,他在思想上仍未达到对军国主义言论统...     

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正>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     

近30年日本宋代江南区域史浅探——以《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为中心

首先,我结合日本宋代史研究的历程来阐述一下《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远藤隆俊、平田茂树、浅见洋二编：《日本宋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汲古书院,2010年）是怎样的一本著作。该书在“前言”中将日本的宋代史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第1期（1945年以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开拓阶段,这一时期为后来的宋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唐宋变革论”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第2期（1945—1980年）在第1期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地主佃户制、农民斗争和民众叛乱等扎根于历史唯物史观等方面的研究。进入第3期（1980年至今）后,拘泥于某些特定观念的研究及观点被摒弃,取而代之的则是与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日本宋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前言”ⅲ－ⅶ页）。在第3时期中,自1980年以来,日本宋代史研究的手法逐渐多样化,并且对既定概念、思考方式,以及研究框架的重新探讨也开始活跃起来。     

新中国婚姻法的宣传——以1953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为中心的研究

婚姻法作为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对于新中国的社会变革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同时作为一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颁布的法律。1953年初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从准备到结束虽然仅持续两个多月,但是却是一次对于婚姻法高密度的集中宣传,对于当时社会中存在着婚姻法颁布却执行不力的现状起到了一定的扭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