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女“拆白党”

女拆白党,听名字．很象是一个组织,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参加这种组织的人数往往不多．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个人,从事的活动也不外乎是“放白鸽”、“翻戏”、“卷逃”、“仙人跳”等等。她们的活动十分诡秘,受骗者往往遭受巨大损失。以下就是她们活动写照一二．读者不妨一读。     

民国时期评选“电影皇后”事件

民国时期,上海的《明星日报》首次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民国时期山西“造产救国社”简论

在近代外来工业产品大量倾销内地的情况下,山西本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与国内其他省份一样,山西有识之士也提出抵制外货,发展民族工业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1932年,山西地方政商学绅各界联合组织了山西“造产救国社”,以提倡国货、扶植民族工业为宗旨,推进山西的近代工业经济建设。“造产救国社”在山西近代工业化和早期现代化历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     

新见民国时期扬州“青溪旧屋”刘氏往来书信

扬州"青溪旧屋"是清代嘉庆至咸丰年间著名经学家刘文淇故居,也是其曾孙、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故居。自刘文淇以来,刘氏以学术传家,影响贯通中外。最近,在扬州收藏家巫庆先生家里发现一批民国时期书信,内容涉及刘文淇以下祖孙五代著作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情况,以及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一些民风民俗等,对了解当时学术和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现将这些书信发表于此,以飨学界。     

《西游记》的“雏形”在张掖

明代小说家吴承恩,这位淮安才子创作的《西游记》小说,主要讲述大唐僧人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游记》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从而形成了经久不衰的《西游记》文化热。也引起国内外学者对《西游记》“雏形”的探求和解读。     

民国时期南京“愚人节闹剧”始末

一则很低级的愚人节闹剧居然骗倒许多人,甚至许多高官都上当,连蒋介石都被忽悠了,实在是可笑可叹!近年来,中国人过"洋节"的越来越多,例如情人节、万圣节、愚人节等。万圣节、情人节姑且不论,单说愚人节吧,虽说近年来国人在过此节时,花样不断翻新,年年都有"新名堂"和"新创意",但论其"闹猛"、诡异的程度,恐怕永远也不会超过解放前发生在古城南京的一次"史无前例"愚人节了。     

民国时期“江亚轮”特大海难揭秘

翻开世界近代史,曾发生过4次大海难。第一次是1865年4月29日,美国的“苏尔泰那”号轮船在密西西比河上爆炸,罹难者1450人。第二次是1912年4月,英国的“泰坦尼克”号轮船在北大西洋触冰山沉没,罹难者1517人。第三次是1936年10月16日,中国一艘兵舰在长江沉没,罹难者1200多人。第四次则是本文要记叙的民国时期1948年12月3日的“江亚轮”海难事件,     

“留藏学法团”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1925年6月,大勇法师率"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出发,赴藏学法,成为民国时期内地僧人以游学方式自发组织前往西藏求法的先声。本文认为,作为学法组织的启蒙范本与汉藏关系进程中的重要组织,"留藏学法团"展现了民国时期汉藏宗教文化交流的脉络与趋向,丰富和充实了汉藏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也成为推动蒙藏委员会此后资助汉藏僧侣游学的动因。     

民国时期“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与陕西耀县石棺——西北大学藏民国时期“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资料整理之三

"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于1941年在陕西耀县药王山碑林调查时,对其中收藏的一件石棺的纹饰进行了捶拓和线描。本文通过对线描稿和拓片的对比研究,对这件石棺的纹饰特征、时代及其性质进行了推测,认为它是1件宋代的佛舍利石棺或高僧的舍利石棺。     

民国时期的“古迹”“古物”与“文物”概念述评

民国时期的"古迹""古物"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定概念。"文物"概念使用尚不一致,其涵义正处于发展、演变之中。"古玩"不是民国时期历史文化遗存总概念,也不是法定概念。     

近代上海法租界“越界筑路区”城市化空间过程分析(1895-1914)

本文运用法租界公董局档案、上海道契等文献资料,运用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复原了上海法租界越界筑路区洋人地产的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以1900年新扩展区为例,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化的具体过程。研究证明,在越界筑路之前,洋人便开始了越界购地,但洋人租地并不等同于土地开发,筑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才是土地开发的最重要因素,因为筑路不仅重新划分了土地,而且导致地块被不断分割出售,最终使土地利用方式由农业用地转变为居住和商业用地。     

民国时期的两个“京派”美术社团

民国时期的北方活跃着两个美术社团,它们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前者由金城、陈师曾等创立于1920年5月,后者由金城之子金潜庵及金门弟子创立于1927年初。在近30年的时间里,它们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招生授徒、举办展览,在当时的美术界有相当影响,现在人们多称其为“京派”。金城与这两个社团都有密切关系。一、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缘起和背景作为民国期间北京和北方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艺术社团,中国画学研究     

试论方志馆在地方文化中的新定位——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历史启示

建设方志馆成为各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由于认识局限,新建方志馆往往存在定位不准、组织不良、效益不足等问题。近年来政府及方志界对方志馆的认识取得一定突破。结合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与现实,认为要充分发挥方志馆的"综合"优势,将其定位为地方文化的"中心"机关与"综合"设施,加强社会互动,把方志馆建成地情馆、教育馆、资政馆、服务馆。     

“无有力之反证”与“发现真相”——试析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的审判理念冲突

近代司法史研究,偏重于全国及理论层面,缺少具体生动的案例来展现地方形势各异的司法运行实态。档案显示,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存在一种重故事轻证据的审判倾向,与最高法院以证据为中心的真相发现原则相对立。这种倾向并不局限于北京,各地法院为此甚至遭到司法行政部的严厉斥责。其原因除了司法体系不完善和法官人才缺乏外,更在于本土社会的缓慢变迁与法律的疾速移植之间不对应,多数法官们的思想转变跟不上司法知识的更新速度,导致其在实践中与最高法院出现司法理念上的断裂。在法律移植初期,这是正常的现象,需要法律精英们有预见、有计划、有策略地应对。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民国时期婚姻行为研究——以“五普”长表数据库为基础的分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初婚年龄和夫妇婚龄差异为核心的婚姻行为仍保持了浓厚的传统色彩;城乡之间婚姻行为没有明显分野。婚姻行为与社会发展背离的原因在于,民国婚姻法律并未对广大城乡所存在的父母包办婚姻形成真正限制,更谈不上取消。当然,从全国来看,男女14岁以下的极端早婚行为和妻长夫幼的婚配所占比例并不大。     

民国时期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兰州金天观——西北大学藏“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资料整理研究之二

兰州金天观曾是甘肃地区规模最大的道观,其建筑宏伟,壁画精美。对于该道观,学者们多有记录。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当时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对金天观的部分调查资料(包括照片和壁画临摹品)现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通过对这批资料的整理,弥补了以往对该观调查历史认识上的不足。同时,在该观原有壁画被毁的情况下,"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遗存的这批资料就显得尤其珍贵,不仅可以使人们得以目睹原壁画的精美,也是对"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功绩的纪念。     

民国时期“三言”本事考证研究综述

本事考证毋庸置疑地对文学研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撰著缘起起谈到：“自来诂释诗章,可列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这段话对考证本事作了很精确的解释。对于古代小说来说,本事考证就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孙楷第泛览四部群书,对通俗小说尤为重视,积久成帙,将小说本事的收集、考证与研究提升到当时的新高度。孙楷第在《小说旁证》序言中说：“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这一小段话,言简意赅,深刻地揭示了本事考证在小说研究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陈肇英题“献机卫国”匾与民国时期的航空救国运动

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简称为扁、匾或额,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对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福建博物院馆藏的“近代海澄县白南乡农会捐款购机‘献机卫国’匾”是民国31年（1942年）由中国国民党福建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肇英题写的,用以表彰海澄县白南乡农会响应国民政府“航空救围”的号召．捐献5000元国币购买“闽党号”飞机的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