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顶山刺杀日酋案

1943年6月12日,东北尚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在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20公里处的五顶山日军基地,来此视察的日本军部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陆军中将楠木实隆,被一个名叫常龙基的伪军士兵开枪击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顶山事件.     

中日复交后“台湾问题”的凸显与外交对决

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战略部署以及地缘冲突,更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两国关系中高度敏感的突出问题。当初中国以"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1972年中日复交进程,日本对华友好力量起到过积极作用。中日两国在解决了"台湾问题"的前提下,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告重建外交关系。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出于维持对华     

从多边关系视角论20世纪初朝鲜人移民夏威夷活动的中止

1903年初至1905年春夏之交,数千朝鲜移民陆续出现在夏威夷群岛。但移民活动不到三年便戛然而止,国际政治舞台上多边关系的发展变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朝鲜近代史上,日本以"特殊"角色对朝鲜行侵吞之实,由之引发的朝鲜人向夏威夷的移民活动必然在同期日朝关系框架内发展,此为问题关键所在;在夏威夷和朝鲜之间,美国亚太政策的天平明显倾向于前者,而日本则借机加强对后者的控制;20世纪初,日本在朝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围绕日朝移民问题的日美矛盾渐露端倪,而日本将其归因于夏威夷朝鲜移民的大量出现。日本为避免美国"排日法案"出笼恶化日美关系便迫使朝鲜中止向夏威夷的移民活动。     

二战时日本人在澳门的活动

对于1945年以前日本人在澳门的活动．国内外的研究尚属薄弱。仅以日本而言,战后对日本占领中国的研究因经费充足而如日中天,出版了大量的论著,但有关1945年以前日本人在澳门活动的却寥寥无几,笔者至今未发现一篇论述日本人在澳门的文章,更不要说是专著了。揆其原因,主要是史料的缺乏难寻及在史学界不被重视。现仅根据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谈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顺便澄清一些讹误。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国政府外交部接收了大陆汪伪统治区及海南岛海口和澳门的日本使领馆的未销毁档案,当时目的是为了审讯日本战犯。…     

甲午战争与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和朝鲜而发动的不义之战,战争以日本胜利、中国惨败而告终。这次战争尽管时间很短规模不大,但它对中日两国的命运以及东方形势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因此,对这次战争进行历史的估量,是很有意义的。一、战后中日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约翰逊与蒋介石关系内幕之三

1963年底1964年初,蒋介石与日本池田内阁因为中日贸易和周鸿庆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在美国斡旋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向蒋介石递交"吉田书简",双方关系"恢复正常".虽然此后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双方仍然同床异梦,互相之间的"外交关系"还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几乎在蒋介石与池田勇人较劲的同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战线"亦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晚清驻英公使罗丰禄与“高升号赔偿案”

在中日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悍然在海面上击沉清国运送军队的"高升号"轮船,这一事件轰动了全世界,由此在中英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高升号赔偿案"。"高升号"是罗丰禄在战前向英国一家轮船公司租借的,事件发生后参与了该事件的调查,并在担任驻英公使期间在"高升号赔偿案"上与英国进行了艰辛的磋磨,但最终以赔偿所谓的高升号损失而告终。     

对日求偿“顺丰”“新太平”两轮强征案的历史考察

2014年4月引起中日瞩目的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三井船舶株式会社轮船一案,其历史背景远较外界认知的更为久远而复杂。由于同日本的竞争处于下风,中威轮船公司被迫在1936年将"顺丰"与"新太平"两轮租与日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1937年抗战爆发后,两轮遭到日军报复性扣押,此后中威轮船公司完全丧失对这两艘船的控制权。在长达八年的战争期间,"新太平"与"顺丰"分别于1938年及1944年沉没。战后虽然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积极为中威轮船公司交涉打捞沉没之两轮及追讨日方积欠之租金,但最后终究因盟军总部(GHQ)的态度而未能克尽全功,此事导致中威轮船公司后人长期追讨,并在2014年成功声请扣押日本三井船舶株式会社船舶。     

陶希圣: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先驱

<正>不久前,中央电视台十频道"讲述"专栏播放了近代著名学者陶希圣之子陶晋生忆述其父当年叛离汪伪集团、揭穿日伪密约的全过程,观后使人感触良多。多年来,因陶希圣一度误入汪伪集团,又因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长     

梅兰芳第三次赴日公演纪事

应朝日新闻社邀请访日梅兰芳曾于1919年、1924年两次赴日公演,抗日战争中,他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登上舞台。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到了195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形势已开始发生变化。1956年5月26日,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梅兰芳率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共八十余人,在时隔32年后再度到日本进行公演。梅兰芳在这个时候访日,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当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这在国际法上仍然可视作战争状态还在持续。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战争一爆发,生意就垮台"日本全面侵华背后的美日贸易

1937年8月27日,七七事变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八一三事变也过去半个月的时间. 这天,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去电报,建议美国对中日战争采取下列基本态度:"一是避免卷入;二是极力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及权利;三是保持完全中立的同时,维持我们对交战双方的传统和友谊."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军事行动,格鲁却建议美国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绥靖政策,其中不仅有政治考虑,更有经济考量.     

世界上最短命的航母——日本“信浓”号

<正>二战期间,为了谋求海战优势,日本把其建造的第3艘战列舰改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这就是"信浓"号。为了使它真正成为"航母之王",日本人为它安装了特殊的防护装甲。1944年10月下旬,日本在莱特湾海战失利后,战争局势迅速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日     

《认知、政策与互动: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研究》发行

正孟晓旭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44.5万字,58元该书以安全认知、安全政策、安全互动为主线,将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从抗战胜利到《旧金山和约》签订,中国试图参与将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和平国家的进程,而日本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逐渐偏离了中国对战后日本的安全设计。二是从旧金山体制建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在接触和交流中,围绕"两个中国"和恢复外交关系展开了较量、博弈与合作。三是从中日复交至苏东剧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研究汪伪政府的新史料——日本东洋文库藏汪伪政府驻日"大使馆"档案概述

早就听日本友人介绍日本东洋文库新近开放了其所藏汪伪政府驻日"大使馆"的档案.1998年11月至1999年2月,本人有幸短期访问日本,专程去东洋文库查阅了该档案.     

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北大核心CSSCI

1881年5月至8月,清朝驻日使领与奉命考察日本的朝鲜"朝士视察团",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全方位地评判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赞赏日本改革在器物层面所取得的成就,批评日本在政治体制、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全盘西化,断定日本改革已呈骑虎难下之势,明治维新决不可能使日本走上富强之路。它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折射出中朝两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     

中日实录史学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的实录都是东亚文化圈中的特殊史书，皆针对最高统治者展开记录。中国实录始终以皇帝为记载对象。日本由于最高权力从天皇下移到幕府再回到天皇之手，其实录记载对象也随之变动，出现了既记载天皇，又记载将军的特殊情况，但是始终都以最高当权者为记载对象。在实录修纂机构上，中日皆属官方所设，性质并无二致。在修纂体例上，中日实录基本相同，多采用“编年附传”体。但是，日本实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德川实纪》分为正编和附录，就为中国实录所无。日本实录在仿照中国实录修纂之时，同时受到日本特殊政治架构和“封建”制度的影响，使其实录在记载对象和修纂体例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反映出东亚文化圈中史学在从中心向边缘的传播中，会出现接受和改造同时进行的情况。     

国共关系与日本——战争末期的“容共”纠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共力量的消长,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开始讨论拉拢中共的"容共"政策,推动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他根据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判断,希望以"容共"为前提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的反对。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英美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汪伪三个政权,以"中国人治理中国",意图分化国、共,维持与苏关系,因为这一政策也妨碍了华北方面军的反共宣传,和对中共华北游击队的清除,而遭到反对。194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日中苏提携",在中国以"容共"为手段,利用苏联的影响谋求与重庆和延安达成妥协,最后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日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宣传其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共",现在日本政府又打算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其战争末期的混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