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与民生: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之反思

明代以来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虽然清代微州民间和官方采取了不同措施以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但棚民开发在清代却长期存在.文章从契约和民生的角度分析认为,政府对契约法律效率的承认,百姓的生存以及谋利的需要,是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难以驱禁的两大重要原因.     

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

从明后期开始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 ,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他们的活动损害了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清代徽州民间和官方有不同的反应。由此引发我们对“棚民”的再认识和对 1 9世纪前期国家控制能力的再思考     

以新作物为名:乾嘉年间徽州驱逐棚民运动再讨论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和徽商崛起推动棚民进入徽州租赁山场,采用"炼山"和林粮间作模式从事木材产业,以玉米取代粟、麻等传统"花利"作物,尽管扩大了玉米种植面积,但始终未将其转变为主要农作物。棚民的数量激增冲击了徽州传统聚族而居和风水信仰体系,1788年长江特大洪灾又导致当地士绅将矛头直指玉米,最终与抵制棚民的情绪掺杂在一起,演变为一场驱逐棚民运动。     

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

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赵冈一清代的人口增殖与农垦政策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人民一直在缓慢地,但继续不断地破坏森林及其他自然植被,但是最严重的破坏是发生在清代中期不到一百年的时期内,这种局面之出现有许多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清代人口之迅速膨胀。人口增加自...     

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

清代中叶是近两千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 ,人口迅猛增加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根据估算 ,西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 30 %左右 ,下降为目前的 8.6 8%。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天然植被主要是疏林灌丛草原 ,秦汉时代森林覆盖率达到 30 %是可能的。清代后期 ,子午岭、黄龙山及陇东一些较边远山区森林已遭破坏 ,森林覆盖率下降到目前的 5 .5 %。西南地区森林植被演变的历史过程表明 ,清代以前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的影响还只是局部性的。之后 ,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的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破坏了原本保持完好的天然森林。清代中期西北干旱区人口密度突破了干旱地带人口压力的“临界指标”,水资源利用率超过国际上通行的标准 4 0 % ,使河流大量水量消耗在支流和上、中游地区 ,造成下游水量剧减或断流是晚近湖泊萎缩干涸乃至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明清徽州山林经济研究回顾

徽州是典型的山区,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使得徽州历史上粮食供给十分匮乏,然而,山区蕴含丰富的木材、茶叶、毛竹等土特产,也为徽州民众生活提供了巨大的衣食来源,因此,山林经济在徽州民众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徽州山林经济诸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概括起来,可以从经济、社会、法律等研究视角进行梳理。     

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

川湖陕交界地区乃中国有代表性的山区之一 ,清代该地区成为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空间。大量外地人口进入该区 ,为打破山区以低生产和低消费结构为主的低能源生态系统局限 ,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农业、手工业及经济林特产资源开发规模空前 ,生产量亦有显著增长。另一方面 ,山区资源条件限制及流移民开发的特性 ,又导致了山区发展的不稳定 ,生态环境亦急剧恶化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成因探析

本文主要是针对目前学者在分析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时忽视自然因素的缺憾,在系统搜集陕南历 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考察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基本成因。本文认为,清代陕 南秦巴山区生态环境恶化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地质地貌以往为学界所忽视的因素值 得重视和探究。     

清代中期徽州婚俗与社会生活管窥——解读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邵氏嫁女收支账册》

近年来,徽州文献的搜集利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与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相关的文书史料愈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文书为研究者提供了众多具体、生动的原始资料,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认识。天津博物馆现藏有清代道光时期徽州邵氏嫁女所录收支帐册一部。     

从抵制到接受:清代浙江的玉米种植

与传统的玉米种植史研究范式不同,本文从气候突变、山林经济角度分析清代浙江省玉米种植史料的生成,认为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的几次洪灾促使地方官员和士绅提出玉米引发水土流失的观点,道光年间降雨量增多又推动其形成更为完整的玉米为害表述体系,进而影响地方志的书写。清代江南木材需求量扩大,繁荣了浙江山区的杉木种植业,推动棚民采取刀耕火种法和林粮间作模式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玉米也因具有根系发达、穿透力强等特点而取代传统杂粮成为新的"花利"作物,承担起维系劳资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功能,但却没有成为山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更不会直接促成大规模的人口增长。     

徽州篁墩氏族迁徙考论

在源于氏族迁徙和追求氏族血统的徽州宗族社会形成中,歙县篁墩是一个有着独特和重要意义的地方。它曾是徽州几十个姓氏宗族的始迁地和保祖发祥地,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源自篁墩的宗族裂分是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篁墩在徽州人的心目中,具有宗族圣地的地位。     

试论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论述了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认为:1、徽州人商业活动起源于徽州物产"结构性失调",徽州"地狭人稠"促使"徽民寄命于商";2、徽商经营行业受徽州地理环境影响,以徽州物产余缺为基础;3、徽州群山环抱,陆路交通闭塞,新安江等水路从而成为徽商境内外贸易的主要通道;4、徽商投资产业多在徽州以外地域,明显受徽州物产和市场因素影响;5、徽州民居建筑在选址、用地、材料、结构、造型等方面,与徽州地理环境和谐、协调。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明清徽州区域风俗双重特性成因初探

本文依据区域风俗理论,以明清徽州区域风俗为具体考察对象,从自然环境、宗族制度、徽商群体、风俗层纵向传通态势诸角度,探讨徽州区域风俗双重特性之成因,为徽州风俗研究提供新视角.     

程敏政“冒祖附族”说考辨

自程敏政统宗谱刊梓之后,徽州程氏一直就存在着程敏政"冒祖附族"的种种说法,程敏政伪造近祖谱系似不能成立,他主要是用氏族家法构造了远祖谱系.程敏政"冒祖附族"说的产生与广泛流传有其社会原因,这就是徽州程氏的各宗支,为了维护祖先崇拜信仰、宗族凝聚力以及宗族地位,反对程敏政修改其早期祖先谱系.     

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

程遂营述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选取中国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开封生态环境的变迁为研究对象,从气候、水、地形地貌、土壤、植被、城市建设与规划、城市公共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得出初步结论：唐宋开封的整体生态环境基本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这种状态为唐宋开封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本书选题新颖,拓宽了古都开封兴衰史的研究领域,是我国古都史和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一部佳作。     

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研究——以黟县居民为例

从文化自觉的视角,探讨文化自觉的生成机制以及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生态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黟县为研究案例地,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当地居民对徽州文化生态的文化自沉意识。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黟县居民对徽州文化生态具有一定的文化自觉意识,但对具体的徽州文化生态认知及喜爱程度不高: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及是否具有旅游工作经验对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存在显著性影响。最后提出应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提高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     

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

针对当时社会、生态环境的较大变化,宋代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生物资源的措施,其中主要有：设置其管理、保护机构,进行生物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制定其保护法令,禁止乱砍滥伐森林,不得非时、违法捕猎鸟兽,不许向朝廷上贡珍禽异兽,鼓励植树造林,营建保护性的林带、园林与苑囿,重视森林防火与防治虫害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或在局部地区继续恶化的现象,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徽人年谱试析

本文在检索唐代以来徽州地区所有人物年谱的基础上,就其谱主、编者、体例、分类、版本及流布等情况,进行了文献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梳理徽州学术史脉络的直接作用,对研究91位谱主所提供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和资料线索以及在研究各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资料补充作用等,进行了价值分析.最后简要介绍了<清代徽人年谱合刊>的编写、内容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