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问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中国古代王朝战争的地缘模式探讨

中国古代王朝战争深受中国地缘环境的影响,并具有与地缘环境相应的地缘模式。这一特征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战争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本文从中国古代战场(点)的地理分布、战争路线和战略方向的空间取向以及战略区域(面)的区位结构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模式的构成。力图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整体上呈现中国古代王朝战争所特有的地缘战争景观。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

关于三国孙吴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史家极少论及,以至其形成特点、类型和对长沙郡人口繁衍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不为人知。根据张家山汉简,尤其是走马楼吴简所提供的材料,揭示：孙吴初期长沙郡存在着女多男少的人口性比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军役、徭役负担的日趋加重,这种女多男少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从而对人口繁衍产生了抑制作用。     

瓷中明珠 如脂似玉 武汉博物馆藏明清德化窑白瓷鉴赏

<正>德化白瓷是我国古代传统陶瓷生产领域中的重要系列之一,其制造工艺和艺术成就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从晋代开始,古代人口流动频繁,国家的统一、分裂战争都是促进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当时中原先进多彩的陶瓷工艺也随着人口的南迁来到了德化,并结合德化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独具特色的     

论1912年～1930年关内移民对东北社会的双重影响

在1912～1930年的18年中,由于自然、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大批关内人们前往东北,他们的到来既为东北社会的各行各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土地开发面积增大,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北社会的人口总量得到迅速的增加,促进城市、文化的发展。但又直接或间接地给东北社会造成东北社会性比例失调严重,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东北社会地价上涨,短期雇工增多等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对"家文化"的影响

家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文化.资源的稀缺是家庭"和"文化产生的根源,而古代赋役制度是家庭"和"文化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通过"田租"、"户调"、"徭役"三个有代表性的古代赋役制度对此进行了阐述.     

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国都城市的户口规模及其演变，不仅是人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是城市发展史探讨不可忽视的内容。但由于中国古代都城户口五方杂处，隶属关系不够明确，户籍制度复杂，户口统计系统不一，户口统计结果罕见等原因，使该项研究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困难。...     

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

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于人口的影响，是历史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这场战争给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带来了重大损失。由于战争的中心位于苏南，苏南又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进展最快的地区，因此，该区战后的人口变动就格外引人注意。王业键曾专文讨...     

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

战争期间的鼠疫流行对中国人口和社会变动造成多大的影响,由于历史文献中有关鼠疫的记载相当少,故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并不为多数学者所知。本文以成同年间的云南为例,利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鼠疫专业人员所作的调查报告,估算出战争期间的鼠疫死亡人口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对战争期间的鼠疫如何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真相》是真相吗?

针对《真相》一文 ,本文从关于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的问题、关于志愿军第 1 80师遭受损失的责任问题、关于战争中各方伤亡和损失问题、关于美国是否认为朝鲜战争对美国来说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关于中国出兵参战的两个重要背景情况等几个基本史实作了辨析 ,认为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回过头来看 ,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是正确的 ,都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真相》一文至少反映了其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不严肃的 ,其再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上是主观性、片面性、绝对化     

小农经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及特征——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三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农业社会文明。早期中国有东南的水稻和西北的粟黍两个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心,而且水稻农业不断传播、扩张与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不断。但是由于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带粟黍农业开发较早,开发程度相对较高,小农经济特色较为鲜明,很早就形成了较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聚落组织。因此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粟黍农业社会反而奠定了早期华夏文明的经济基础和凝聚核心,更多地影响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方式、演变路向与一些关键的特征。     

农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分析农家流派在战国时期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从人口、土地、赋税、战争等多方面进行探讨。人口的增加、土地的有限、赋税的沉重、战争的频繁,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战国时期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使重视农业生产成为当时的趋势,为农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古代国家形成的基本前提至少有两点:一是古代国家都是建立在已拥有相当规模的生产性经济的社会之上的。二是古代国家是从社会资源被不平等占有的社会中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国家就是一种在必要时用强制力维护对于基本资源的不平等占有的政治组织。本文讨论了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上的几个问题,如中国正史中提到的弥生时代"百余国"的性质、原始官制的产生、中国王朝与邪马台国倭女王的关系、4世纪以后的西日本统一王国、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政体性质等。本文指出,日本古代国家是相对独立地由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建立起来的;日本古代国家是在东亚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外部因素对日本国家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与东亚大陆上的原生国家相比,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很短暂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人口流动与管理

中国的人口流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并非死水一潭。当时的人口流动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政府主导的社会人口流动和社会人口的自发流动。前者时间短、规模大;后者基本上发生于农闲时间,某些时期规模相当大。尽管人口移动的终极原因是经济的利害关系,但是经济建设刺激的人口流动并非主流。政策、灾荒、历史习惯和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户籍制度包括人口流动管理的内容,然而,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政策措施是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形成的,户籍制度并不是二元社会形成的主因。     

人口因素在中华文明起源初始阶段的地位

当今社会,由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人口因素及人口问题已备受重视。同样,上古时代,人口因素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个时代,人口数量的增多或减少,人口群体素质的发展水平尤其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具有战争能力和劳动能力的人口规模,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甚至诸文明因素在萌芽阶段,无不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然而,人口因素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明起源的诸因素,仅仅包括农业的产生、大型礼仪建筑、城市以及文字的发明等等,笔者认为文明起源…     

古代兵器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兵器》

兵器是伴随着战争的发生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与人类战争的存在而相伴始终。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兵器亦经过了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作为不可佚缺的史实,有关兵器的记载散见于多种古籍文献中,同时,大量的兵器实物也以各种形式（如墓葬随葬、战争中丢弃、财富储藏、收藏传世等）被存留下来。可以说兵器不但对于古代战争、军事史的研究有着其它物质文化遗存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社会历史环境分析

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限定了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视野和思想方式。由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所决定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感受到的世界不同于希腊哲学家所感受的世界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商品经济的相对不发达 ,家长制家庭与村社土地制度的长期存留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国家、权力、平等与公正等问题的理解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难民,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产生难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因素,是导致难民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因战争而形成的难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支援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每日都有大量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涌入。国民党政府因此不仅对难民救济机构进行了必要调整,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难民转移方案。在其难民转移方案中,贵州因其在祖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国民政府所器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亦响应国民党中央的号召,采取因应举措,积极从事难民救济活动,以缓解因难民增多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期间,作为贵州官方赈务机构————贵州省赈济会,积极参与到难民救济的队伍之中,为推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本文以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及其赈务活动为中心,对贵州难民救济活动的特殊背景、贵州省政府的因应举措、难民救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试做粗浅分析。     

江南道路、温州模式与过密化理论的误算——对经济史研究中人口压力说的检讨

过密化理论是人口压力说的代表,认为人口因素是东西方大分流的重要原因,由于低工资阻碍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人口过剩使中国从14世纪中叶以后逐渐陷入贫困化和劳动密集型经济。这一观点试图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劳动替代理论去解释长期历史变迁,忽视了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经济的相似之处,以简单教条的方式看待经济技术变革与人口因素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对产权制度创新和资源禀赋的关键作用估计不足。因此,既看不到英格兰模式的特殊性,又刻意低估了江南道路的特色和成就,而且潜藏着反市场经济的逻辑,不承认人口密集的地区能走出自下而上的工业化道路,表现为对民国时期乡村工业化经验的贬低,以及对改革开放后温州模式的错误预言。作为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人口压力说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和生育模式持有文化偏见,而且过度夸大人口密度对经济的影响,未能充分考虑其他社会和自然因素影响下的相对人口压力。     

中国上古时期国家道路的几个特点

史前国家、准集权制国家、统一集权制国家是中国上古国家道路的三大阶段。截然有别的三个发展阶段背后的历史现象、社会制度、权力方式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联系。历史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与社会结构中的稳定内核使上古历史沿着一定的轨迹运行。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国东部沿海与内地文明的不平衡性、以及新石器时期的海侵等主要因素既促成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观的早熟,又造成实现国家集权费时长久,并与浩繁的战争形成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