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佑学术”与“元佑叙事”

“元佑学术”不仅体现了北宋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的某些相同的经学思想,而且辐射到了文学、史学、制度等多个文化层面,是元佑党人用来排斥“荆公新学”、废弃熙丰新法的理论依托。绍圣以后,“元佑学术”遭致严厉禁锢,也成了“绍述”新党排斥政敌的一个专门术语。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过程中,却以一种过於偏执的认同,以及简单的二分法和柔性叙事的手段,展开了以“元佑学术”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叙事：并将“元佑学术”视为宋代进入“后三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元佑学术”的形成与被禁,到“元佑叙事”的展开,均与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劣杂陈、得失参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介

本文介绍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一书的主要内容,并试图在日本战後学术史的脉络中把握川胜史学的进展。以1967年《汉末的抵抗运动》为界,川胜氏的研究可以分为前後两期。在其後期的研究中,“贵族政治”发展为“贵族制社会”,成为与“封建社会”对举的综合性概念,显示了欲囊括内藤湖南“文化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于一体的创新意图。     

慕容农与后燕兴衰——以“列入集团”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慕容农的个人沉浮入手,重新审视後燕复国运动。後燕复国运动并不能简单地视为慕容垂及其子侄们的个人壮举,实则在复国大旗下存在着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河南是丁零翟斌领导的“新安集团”,在河北是慕容农领导的“列入集团”。在复国运动初期,慕容农作为慕容氏之代表整合黄河以北的故燕势力,缔造了“列人集团”,这支势力是他赫赫武功的基石。慕容垂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在西征与北伐的掩护下密谋瓦解“列入集团”,这也正是慕容农末年境遇悲凉的原因。在君位传承与政治集团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後燕政权在内斗中丧失了支柱力量,进而丧失了华北,盘踞於龙城一隅,最终走向灭亡。     

论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

王晖在《安徽地方志》2011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探讨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1．方志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作用于二者之间的正是所谓“政治文化”。方志是政治文化建设的产物。方志是伴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2．新方志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文化方向。方志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戊戌前後诸政事（上）

本文根据“张之洞档案”中的若干机密文件,揭开戊戌前後诸政事的内幕：刘坤一查办张之洞被弹劾案,容闳、李提摩太、刘鹗在戊戌前後的表现,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岳州自开通商口岸,张之洞与日本政界联手驱逐康有为出日本,奖励广东绅士“报效”逃亡西安的清廷以及废黜“大阿哥”溥儁等事件。这些虽非重大的政事,但对戊戌前後的清朝政治起到了相当重要或非常微妙的作用。本文分上下篇刊出。     

玉玺呈瑞：宋哲宗朝传国玺事件剖析

元符受玺为北宋哲宗一朝的大事,在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哲宗君臣对传国玺的接受,不是玉玺正统象征这一传统观念的显现,而是现实政情、理想化政治追求与传统政治文化间博弈的结果,从中反映出的是将传国玺符瑞化的倾向。由于传国玺本为暴秦之物,不幸又与绍述政治、奸臣蔡京联系到一起,加之士人将道德因素介入的失败,此后传国玺的传统政治符号意义在世人批判中完全消解,甚至作为符瑞的合法性都被否定,它被重新赋予了暴政、无知、欺诈等象征意义。     

《孟子》升经考——并论两宋正经与兼经制度

本文从政治史、科举制度史的角度讨论《孟子》在两宋的地位变化,即《孟子》由子部升经的问题。特别关注熙宁四年变法以後的历次政治变革中《孟子》地位的升降及其背後的影响因素,并进而梳理两宋科举正经、兼经制度的演变,对南宋绍兴六年始实行的以“六经”为正经、以《论语》、《孟子》等为兼经的制度作了考证。本文认为《孟子》上升为兼经影响到其他诸经的沉浮,而经学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自汉武帝以来至两宋,总是与政治、改革相关联的。     

以“四位一体”的全局观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

范洪涛在《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国家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转变。第二轮志书编纂必须以“四位一体”观念从宏观高度来精心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要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领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和有分有合的新特点。以“四位一体”观念编排篇目,     

書籍的政治史——以《晉公卿禮秩故事》、《晉百官表注》爲中心

本文以傅暢《晉公卿禮秩故事》與荀綽《晉百官表注》爲線索,觀察兩晉之際書籍與政治的交叉互動。傅暢、荀綽是被吸收進石趙政權的中原高門,他們撰寫《故事》、《表注》的目的是爲石趙政權的制度建設提供指導。石趙崩潰,引發了自北而南的人、物流動,兩書與其他一些文物典章進入建康朝廷,成爲東晉中後期制度與文化發展的助力。既爲"故事",又爲"史實",兩書展現了制度書寫所具有的雙重性質。永嘉之後的書籍聚散,以及背後的社會、文化變遷,應被置於更宏大的政治進程中繼續審視。     

朱子四德说续论

对於四德而言,朱子的讨论包含了三种分析的论述,即“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但总起来说,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於天人对应,於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这导致朱子的四德论在其後期更多地趋向“从气看”、“从物看”、从“流行之统体”看,使得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而後者更可显现出朱于思想的总体方向。     

第七期“中国近代史论坛”征文启事

2018年9月,《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将与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合作举办第七期“中国近代史论坛”,主题是“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多重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本次论坛将采取邀请和征文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兹诚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探讨近代中国区域史的论文。     

解读古希腊与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

“伦理”“政治”“道德”“伦理政治”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有着不同的词源和含义,有着不同的形成路径和思维理路。本文从概念的起源与含义、伦理政治形成的不同历史情境入手,解读古希腊与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的形成及其内涵。     

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创新及战略定位——兼论21世纪“文化均势”北大核心CSSCI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创新。政治文化的创新首先是政治观念的创新,以人为本、服务政府、公民社会等观念引领政治文化创新的走向,推进了民主法制等的制度化建设,也使其包容性与和平发展的战略定位更加清晰。从文化内涵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与其在21世纪的“文化均势”相辅相成,并通过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凝聚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以扭转“西强我弱”的文化发展态势。     

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

本文根据敦煌儒典的种类与源流,以及《经典释文》与《隋书·经籍志》的有关记载,对敦煌儒典与南朝、隋唐主流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敦煌儒典远与南朝主流文化衔接,近与隋唐主流文化接轨,既代表了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     

2012年秦汉史研究综述

2012年度,秦汉史研究以传世史籍与出土文献相结合为主流研究方法,对各领域的研究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其中尤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简牍与文物考古等领域的进展较为突出,出版了大量报告、专著和论文,其中出版论著及工具书约70部,发表论文约400篇,并在国内及海外成功举办了如“2012·中国秦汉时期的九原学术论坛”（2月）,“出土文献与秦文化研究高层论坛”（6月）,“日常秩序中的秦汉社会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第四届中日学者古代史论坛：中国新出资料学的展开”（日本,5月）等十几场专题性学术会议。现分类将本年度重要成果及动态介绍如下。     

略论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性

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政治文化的一种亚文化或次级文化,有其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有其内在关联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优秀资源,并且引领其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固有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因此,廓清二者的内在关联性,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五个认同"的理论前提。     

钟祥元佑宫

钟祥元佑宫丁家元元佑官,座落在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因为明世宗嘉靖皇帝出生在钟祥,所以,今钟祥境内,地上地下留下了许多同时期的文物古迹,仅就地面上的古代建筑而言,就保存着三处较大规模的建筑群体,即兴王宫、显陵、元佑宫,并且它们都是与明世宗嘉靖皇帝密切相...     

田野回望：＂非遗＂保护与＂被保护者＂的真实世界——以东北渔猎、使鹿民为例

田野回望,在一个无论是这个国家地理的边缘,还是人文的边缘,回望核心、主流文化、主流话语。也就是说,在关顾和反思历史的同时,“从远处”、“在现场”获得一些有血有肉的冲击,回望核心,在这种来回、往复中获得一些验证和启发。由此,谈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以及小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首先注意解读“被保护者”的真实世界,才有可能达成文化理解和选择有效保护方式。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

毛澤東同志在講到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問題時,作了如下的科學論斷: “中國雖然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雖然是一個地廣人衆,歷史悠久而又富於革命傳統和優秀遺產的國家;可是,中國自從脫離奴隸制度進到封建制度以後,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就長期地陷在發展避(?)綏的狀態中。這個封建制度,自週秦以來一直廷續了三千年左右。”(“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九三頁——五九四頁》毛澤東同志接着就把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點作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分析,並指:“中國歷代的農民,就在這種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